产品随想的博客

第三章 英特尔向CPU转型 后来，日本人将美国的这种手段做了总结：“美国解决大框架问题的方法是，攻击个人和企业，各个击破，促成整体解决。”日本人还将之与美国制裁华为的事情进行类比，“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基于这些成功经验，这次也采取了抑制中国半导体和通信领域企业进一步崛起的战术。” ──缺少引用信息的话语，看看就好，思路倒是没问题 《美日半导体协议》相当于是美国拿着刀架在日本的脖子上逼着签的，《广场协议》却不同。《广场协议》其实是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和金融厅)强力推动美国出台的。 日元不断升值意味着只要持有日元就是赚，大量热钱因此涌入日本，这些热钱都冲进了股市和房市。而且，日本为了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不得不连续降息，也释放出了大量的货币，这些钱也不受控制地多数投入于股市和房市。高峰时期，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仅仅东京一带的房地产总值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房市总值。日本出现了类似“上市公司辛苦一年的利润买不了一套房”的现象，既然房市和股市赚钱容易，哪里还有银行和企业愿意把钱投到投资大、见效慢、风险高、利润低的半导体产业上去呢？在《广场协议》签订的这一年，日本半导体企业砍掉了近40%的设备更新投资，最终的投资额仅仅20亿美元，此后几年的投资也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在大量日本厂商把钱转投房市、股市的时候，没人注意到韩国人正悄悄在半导体产业上注入大笔的资金。 ──历史的回望，假如我是那个节点的日本企业家，我可能也不愿意大额投资固定资产 话说回来，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和日本一样签订了《广场协议》，它们怎么就没受到什么负面影响？与日本不同的是，西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小得多。随着欧共体的发展和东欧的变色，欧洲统一市场越来越大，德国、英国和法国也就拥有了广阔的经济腹地支持。另外，欧洲国家对房市和股市的管理也要比日本好得多，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经济泡沫。最后，货币升值其实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如果日本能够及时将产业升级，将内存、液晶面板这样价格敏感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提高具有更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日元升值未尝不是好事。但热钱却都在流向房市和股市，这是高高兴兴签下《广场协议》的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 ──当前节点中国对外转移一些相对低端的制造业，可能也是一种机会 在随后的发展中，联盟节约研发资金、缩短研发周期，开发出大量先进技术，帮助美国重新取得了芯片

作者其它书也值得读读 已出版《食用油营销第1书》《金龙鱼背后的粮油帝国》《鲁花：一粒花生撬动的粮油帝国》《手机战争》等财经书籍。 第一章 从晶体管到芯片 肖克利要创业的消息，就像17世纪的牛顿宣布要建立工场一样引起了轰动。那时候，美国还在草创时期的半导体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长岛地区，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精英都慕肖克利之名前往美国西海岸，不远千里地聚集在肖克利旗下。可以这么说，肖克利给硅谷带来了最初的火种。 ——我也認可這個說法，不是斯坦福或其他校園，純粹是人才的原因 芯片发明后的六年间，政府对芯片项目的资助高达3200万美元，其中70%来自空军。同期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经费有约85%的比例来自政府，政府的支持成就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优势。“华盛顿通过支付技术研发费用和保证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将原子弹最终制造成功的间隔缩短至六年，晶体管缩短至五年，集成电路缩短至三年。”不过，这些半导体企业实力壮大以后，往往不愿再参与美国政府出资的研发项目，因为那意味着专利权归政府所有，而且还得受保密条款的约束。 ——這纔是更合理的產業支持政策 诺伊斯采用激进的价格政策，将主要芯片产品的价格一举降到1美元，不仅是市场上的主流芯片价格的零头，还低于当时芯片的成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亏本倾销，而是第一个以反摩尔定律为定价依据的案例。反摩尔定律认为，同样的芯片在18个月后价格就会跌一半，所以按照几年后的价格为当前的芯片定价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市场被迅速打开，芯片很快在民用市场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仙童的营收和利润都迅速上升，还带动了其母公司的股价上涨。摩尔后来评论：“诺伊斯以低价刺激需求，继而扩大产能、降低成本的策略，对于芯片产业的发展而言，其重要性堪比芯片的发明。” ——看到這裏的時候，真是非常震撼，好厲害的定價策略 东通工用磷渗透法研发出了高频的晶体管，于1957年做出世界上第一款袖珍收音机，并在这款产品上启用了索尼商标。盛田昭夫到美国去推销袖珍收音机的时候，德州仪器刚刚轻率地放弃了这个市场。美国人对盛田昭夫说：你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小收音机？美国人都想要大收音机。盛田昭夫回答：单单纽约就有20多家广播公司，同时就有20多套节目在播放，每人使用一台小收音机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岂不更好？索尼用“一人一台”的宣传成功打破了美国人全家共用一台大型收音机的观念，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收音机

来源：https://groups.google.com/g/ussoec/c/z7HmPmEac2k       感谢作者/编者  　　照例，年底要来一番“总结与展望”，对象是2010、2011年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理论）类图书出版（与阅读）情况。不同以往，今年加了“展望”一节，说不上预测，毋宁是期待。“期待”也非情绪性的，它可能还就是一种不论你喜欢不喜欢而无法避免的趋势。   　　每一年，当我们做最后总结的时候，免不了五味杂陈。又一年过去，整一年的盼望，按顺序排在那里，一目目翻过，喜悦与惊诧，再一次尽收眼底。2010年，通常人们说的“好书”，如果说不比上年更多，至少不少。在向出版人致意的同时，大家都可松一口气，回家过个踏实年——一晃，来年已经来临。   　　 2010年之“总结”   　　不妨先看看2010年的出版、阅读情况。2010年的出版、阅读，是建立在过往年份出版、阅读“传统”之上，有些传统继续被发扬光大，有些则持之以恒，有些从浅层浮出水面。以笔者观察，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曲折反映。   　　这里重点谈谈其中两种情况。   　　持之以恒的。最为显著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解读。它们又沿着两条线路同时并进：一是中国近、现、当代史，这类作品俯拾皆是，仅举数例：朱维铮《重读近代史》，高华《革命年代》，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陶涵《蒋经国传》，章东磐主编《国家记忆》，等等。二是个人回忆，萧默《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英若诚、康开丽《水流云在》，陈流求等《也同欢乐也同愁》，熊景明《家在云之南》，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齐邦媛《巨流河》等等，是为这类作品的代表。   　　追寻历史真相，既出于人们的好奇，也与历史真相太容易被遮蔽有关，还有就是迈向全球化深水区，“他者”就在你眼前，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以上所列图书，涉及前两者居多。关于后者，下节会有提及。总之，国人在经历了2008、2009的跌宕起伏后，愈发要找回自己，迷失与冲动，皆在情理之中。   　　从浅层浮出水面的。这类出版物，也有两条清晰的浮出线路，一是以所谓“中国奇迹”和中国“和平崛起”为大背景，渐次受到注意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