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通往1911年的动荡之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惝惝。
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 1900 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 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冤为末代皇帝，在其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未》 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 1949—1978 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 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 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来华使节马噶尔尼勋爵（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那段历史的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 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领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位英国记者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此举无疑是为了政治更正确"。
──Interesting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 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 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的照片。
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 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 有关这个话题的论着非常之多，我也引用了其中一些作为资料，本书则用影像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本书售价600元！！！这不禁让我想起 20 世纪 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处理掉。同样，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到了当成废品出售的中国著名摄影家的照片。这其中有些“废品”日后出现在中国的拍卖行，还引起过诉讼与反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边大兴土木， 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将其丢进垃圾箱中。
素来对“东方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外交事务评论人理乍得•卡根（Richard Kagan），在新近一篇题为《多重的中国， 多重的美国》（Multiple Chinas, Multiple Americas ）的文章中写道：
作为教师，我们每天都面对不恰当的对比、套路化的描述、 过度的恐惧、对事实有选择的雕琢以及泛泛之言所带来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现”中国所用的范式仍然左右我们的观念。 泾渭分明的是，一些人积极地看待其中国经验，愿意访问中国， 帮助中国发展；而另一些人则视中国为威胁。作为教师和公民， 我们应当远离育目憎恶和过度夸赞这两个极端。
周锡瑞：一九一一：从大清帝国到一个世纪的革命
产品随想注：此篇文笔极好，可看成是一个简短中国史描述
果然是汉学专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https://zh.wikipedia.org/zh-sg/周锡瑞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不断打破中国20 世纪历史的一系列革命。辛亥革命意义非凡，因为它结束了世界历史上最长久的帝国官僚体制。尽管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能永持“天命”，帝国制度却在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在过去数干年里，经科举选拔并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组成了庞大的官像体系，这一体系使得中国成为高效专制政府的典范。关外的满族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9 世纪末期，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日显无能，汉人精英开始将中国的失败归咎于满人的统治。1911 年间对满人公开的不满团结了各阶层人土，他们成功地创建了革命同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合二为一。
虽然从1911年看，清朝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面前，显得孱弱、 腐败和低效；但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审视，清朝算得上是中国最伟大和最成功的王朝。清朝于1644 年迅猛创建起全国性政权，接着又在1673- 1681 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此后给中国带来持续和平与繁荣近两个世纪之久。长期繁荣最明显的标志是，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增长2倍,达4.3 亿。
──评价客观康、雍、干时代，清朝疆域在北方和西部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从此奠定了中国今日的大部分版图。最先融入的是蒙古地区。蒙古族很早就与满族结盟，骁勇的蒙古骑兵被编入八旗军，参与征服明朝的战争。清朝统治者与蒙古贵族通婚，扶持蒙古人崇信的藏传佛教，在承德避暑山庄仿建拉萨布达拉宫，还在北京修建了一座大型喇嘛寺雍和宫。清廷对藏传佛教的扶持也促进了西藏地区的融入，确立了清朝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向清政府纳贡。18世纪，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新疆地区也被纳入清朝治下。经过以上措施，清朝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
清朝的统治在两个世纪里运行得相当好。帝国上下一片和平，人口增长有条不素，城市商业兴旺发达。耶稣会士是当时唯一在中国的欧洲人， 对满清的统治赞不绝口，以至于伏尔泰看了他们的报告，对启蒙时代的学者说，“中华帝国的先法乃世界最佳”’。西欧上流社会追捧中国风格的饰品， 他们在架子上摆满了精美的中国瓷器，身上穿着中国丝绸。到19 世纪，欧洲人得知中国市场广阔，就设法令其开放，以便将工业革命的产品卖到中国。英国人占了先机，试图通过鸦片来平衡进口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导致的贸易逆差，结果遭到中国人的阻拦，于是发动了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盘踞南京和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达十年之久，直到 1864 年爱灭。其他一些内乱，如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捻军起义以及西部的回民起义，则一直持续到1877 年。据估计，内乱造成50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死于两方居杀之中。在中国广表的土地上，村庄被焚段和劫掠，人烟变得稀少。清朝最终依靠乡绅组织的团练和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力量才挺过难关，但这也使清政府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汉族地方官员。
结果毋庸置疑是灾难性的。列强组织起八国联军，解救被围困的各国驻京使馆，镇压拳民，惩戒清廷。同时，拳民在北京攻击教民，也造成了可怕的间接损失。6 月中旬，拳民开始焚烧教民的财产，但原本打算将火势限制在教民房屋的法术未能奏效，大火将北京前门一带的商业区焚毁殆尽。8月，联军抵达北京，实施报复，劫掠了紫禁城和亲王王府。他们还当众处死被指控的拳民，让观看死刑的民众排列整齐，以便外国摄影师取景。清廷“西狩”，逃至古都西安，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约定支付总计 4.5 亿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岁入的4倍。
尽管有许多人同情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但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却意识到，依靠拳民的所谓法术根本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消廷中支持拳民的主要是保守的满族亲王和朝臣；而拳民闹得最凶的北方省份，也无一例外是由满人担任总督或巡抚。相比之下，控制华南和华中的汉族督抚，则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在清朝政治体系内，满族与汉族的全面紧张关系此时初露端倪。华中一位英国外交官在谈到张之洞曾毫不掩饰对他透露自己的失望时说：“他和我认识的所有汉族官员一样憎恨满族人，因为后者对中国紧抓不放、坐吃山空，同时也因为他们不论是否胜任却都能被荒唐地擢升。”
──居然张之洞对满人，是这样的看法正当新政改革显现进步成果之时，1908年 11月，被因禁的光绪皇帝和久居权力宝座的慈禧太后接连两天相继死去。光绪皇帝25 岁的胞弟载沣接过大权，充当其子溥仪的摄政王。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无法领导改革的艰难历程。当朝廷需要有决断力的领袖时，他犹豫不决；当形势所迫需要灵活处理时，他又顽固不化。1907年，满族巡抚恩铭遭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之后，要求取消满汉分别的呼声如潮水般涌现。这些要求包括解散八旗军，取消对满族人担任官员的优待，改革婚姻习俗，鼓励满汉通婚，不再要求男性剃发梳辫。辫子是满族强加于汉族最明显的习俗，被外国人嘲笑为“猪尾”，身在国外的中国激进派常以欧式短发表示抗议。慈禧太后曾支持上述改革建议，但载沣掌权后却未能压制礼部的保守派以推进改革， 而礼部正是负责制定满汉习俗融合细节的。
载沣在消除满族特权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瞻前顾后，但他在把汉人排除权力内核时却不遗余力、战果累累。其中，最有力的挑战来自袁世凯。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领导军事改革，北洋军绝大部分军官都是他的部下。消除袁世凯及其他官员的威胁之后，清廷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来自谘议局和资政院，两者均是改草和立先的产物。1909—1910 年，各省谘议局的立究派领袖组织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请愿得到新兴出版界、商界、教育界的广泛赞同，海外的华商也发来电报子以支持。然而，载沣拒绝所有的请愿要求，与这些实力派政治人群渐行渐远。
──与张鸣对袁世凯的讲座描述，对应最初，武昌起义不过是在武汉三镇的一场兵变，由爱国青年土兵被迫发动，但却引发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模式和清晰内在逻辑的事件。在武汉， 起义很快得到新军重要将领（如黎元洪）和包括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内的湖北立宪派精英的支持。这些民政军界的精英号召其他省的立先人士加入他们的事业。随后数星期，南方诸省和北方少数省份的督抚、谘议局议长或新军军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所在省脱离清朝独立。1911 年底，革命的各省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与清政府代表谈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注意其中模式：有人跳出，然后军方实力派支持，非常关键然而，袁世凯的势力并不足以真正团结全国上下。正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的多方面弱点。在革命中，一系列的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省级自治成为民国创建的重要政治动力。“湖南人的湖南”、“四川人的四川”不止是口号，也是真正的政治诉求。自治可以让地方政治人物担当要职，保证税收用于满足地方的需要或支持地方的发展。袁世凯虽有一套更为全国性的现代化议程，却从未能获取足够的收入来支持这个计划。最后，他希望通过恢复君主制，以便中央政府有足够大的权力从地方政府手里抽税。但由于袁世凯意在自己称帝，因此即便是在北洋军内部也缺少支持。虽然人们对民国失望不小，但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帝制时代。1916 年6月6日，称帝不足三个月的袁世凯郁郁而终。
──中国各省区的分裂，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各省保留足够的财权和自治权，很有好处、必要随后的军阀混战一直延续到1928 年由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统一全国。这些年里，军阀政府走马灯般更换，政治动荡。同时，文化也非常活跃， 期间发生了1919 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白话文、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军阀政府为获得军事货款而将德国位于山东的租界让与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人归还山东的请求（在“一战”中， 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曾向法国派造劳工以支持协约国军队）。在爱国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眼中，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合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黄克武：辛亥革命是怎样成功的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畲等人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输入。早在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传教士等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民权、自主权等观念。例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先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末来，追求自由、权利、 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启发。
──新观念非常必要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英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6），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选编，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论， 《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狮子吼》（1905），《民报》介绍法国大革命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潮的《女界钟》（1903）等宣扬女权思想著作，废科举、兴学堂各种论述，以及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 等。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 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 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亡国灭种。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可以说，清末民初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阅读《天演论》的经验。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讲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
──居然刺激胡适改名，那此书必看了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 谭嗣同是戊成政变里被斩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机会逃出北京而不走， 因为他要为革命而流血，好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情操，使他所写的《仁学》传递着一种“烈土精神”。它对于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都有影响。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要破除名教纲常。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压迫性的。 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谭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响。如清末刘师培主张“段家”，认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后来传斯年、李大钊与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 年去美国访问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他认为新国民必须要有公德、进步、自由、权利、义务、冒险、进取等观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这些都围绕着新国民的改造。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创建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 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讲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
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宰制，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围绕着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却忽略了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如湖南的华兴会与浙江的光复会及立宪派的角色。国民党透过教育与宣传机制强调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兴中会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 年）的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历十一次革命，前仆后继终于创建民国。
共产党的史观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他们认为，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 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接续是1919 年的“五四运动”，带来了民主与科学，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 可见，国共双方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都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
过去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张朋园先生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兴中会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参与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转折点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先派人士的支持。
──与秦晖描述，是一致的张朋园先生指出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那支笔，尤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梁任公的鼓吹，立宪思想的影响由海外回向国内，连清延都准备开国会，预备九年后实施立先，后遭抗议而改为五年。这些晚清官员立先思想的渊源，主要是康、梁等人的著作。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消季革命》（1964）中指出，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后转而推动立宪，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梁氏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之历史，梁氏无异一先知。
──回过头看，我个人觉得，梁启超貌似是对的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通过江苏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这些土绅宣布独立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可以依赖自己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这才是他们宣布独立最根木的原因。至于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宣布独立，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地方上长期经营。他们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甚至握有武力。以张容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设工作相当不得了。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设的构想，包括实业、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还请荷兰专家协助开发海埔新生地，盖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等。夸张一点说，张容可谓当地的“土皇帝”。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实力人物，透过参与政治进入谘议局、资政院，成为地方议会的领袖。由于这些立宪派人士担心革命后的社会动荡，起而自保，革命才会成功。
──相当于对手，完全没有抵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体制受到的第一次挑战是袁世凯的帝制，他邀约支持者组织筹安会，宣扬“君宪救国”。此举遭到国内强力的反对， 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反袁力量是云南组织的护国军。此一讨袁行动结合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云贵军人，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人与李烈钩等国民党人。反袁势力逐步扩大，得到各地的响应，列强亦对袁提出警告。袁世凯此时迫于内外压力，只好结束帝制，从此一病不起。之后，虽陆续有溥仪复辟、国民党拟推行法西斯主义等历史逆流，然民国理想已稳固确立， 专制一去不返，民主共和成为国人至今仍努力追寻的目标。
张海鹏：革命，共和，是推动辛亥革命发生的动力
《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得驻扎于中国京几的战略要地，并将北京至大沽的炮台一律削平。这等于对中国实行了永久军事占领。辛丑以前，中国境内已有列强享受种种特权的租界， 《辛丑条约》则将这种制度发展到形成中国人不得进入的武装使馆区，成为真正意义的“国中之国”，它在紫禁城旁，用枪口监督着清廷的一举一动。辛丑以前，中国人挨列强的打还可以还手抵抗，此后不仅抵抗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一般民众加入反帝组织也绝不允许，中国政府的官员则成了列强镇压人民的工具，否则就要被革职惩办。清廷，成了“洋人的朝廷”！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当时评论道：中国此时“已经达到了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护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属性的地步了”。可以说， 这时候起，清政府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儿皇帝。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本息近 10 亿两白银，而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还不足白银1 亿两。每年要归还本息2000万两，要还清这笔巨额赔款，只有层层加派，分推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以中国洋务自强几十年建造起来的近代工业约 2000万两白银的总资本作比方，列强要把这个可怜的家底，连锅端走五十余次！说中国已经成了被列强套着缰素的经济奴隶，一点也不为过。
再从精神方面的影响看，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一直注重对中国的心理征服。《辛丑条约》规定赔款 4.5 亿两，是以4.5 亿人为标准制定的，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惩罚；规定凡是有义和团活动的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是对华北地区所有知识分子的惩罚；规定《辛丑条约》以及所有十九个附件， 都要以皇帝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张榜公布，是对全国官民的警告。这些对全国人民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国统治阶级，由传统意识维系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彻底摧垮。谢罪，惩凶，立碑，停试，天朝上国的安自尊大、盲目排外，一下子变成了乞命讨饶，奴颜婢膝。据记载，自西安回到皇宫的西太后在接见外宾时，一把抓住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鸣咽抽泣着反悔自己的错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谄媚态度表现无遗。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一股崇洋、 媚洋的殖民地意识就这样在中国蔓延开来。
──如此没有骨气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在诸多矛盾中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时期。革命派（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立先派（康有为、梁启超、 张客、严复等）、地主阶级开明派（袁世凯、黎元洪等）和满汉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在近代中国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瑰，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因浸礼会传教士．来华长达45 年
斩首为中国古代较轻的刑罚，受刑者仅迪受瞬间疼痛。在古代中国、英国、法国等国家，新首均会公开进行，民众围观刽子手如何执行刑罚。中国在1905 年以枪决代替斩首。
──居然还算轻......想想就痛-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本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应情，一种由儿干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 总之，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干 -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哈佛大学终身教投，著名历史学家“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 （Earl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曾两任英国首相 （1868. 1874──1880)
“老百姓给当官的效劳，用自己的效劳来使当官的快活，他们自己却一无所得。” 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 ca.459-400 BCE) ，古希腊诡办家
──何其相似“势力范围，从未承认；利益范围，从未否认。” ──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英国著名企业家．政治家、演说家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港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调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调党的时代。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
──长大才觉得鲁迅写的真好“中国不可能既要吸收我们的学问、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工业， 却不跟着引进政治造反的病毒。“ ──《纽约时报》，1881年7月23日
1894-1895:甲午战争
“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严复（1854--1921），清末翻译家、教育家
“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的学州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管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州国的文化，无论在那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 ──胡适（1891—1962），中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与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假使有人重人权、队自由、 就必须逑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道。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宫崎弥藏（1867—1896)，日本政治活动家和自由民权论者
1898-1903:义和团运动
“你可骗所有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 ──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美国第16任总统
“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1828—1912），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之父”
“外国人在中国，惯干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婴求，概归无效。这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干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做，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政治家、外交家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李鸿章(1823—1901)，19世纪中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洋务运动主要假导者之一
──狂妄
1904-1905:日俄战争
-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1904年）。上海的报纸每天登者很详细的战争新阳，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应觉绝大的兴奇，这时候的中国的与论和民众心理部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假国，又都济恨清政府的宜告中立。 ──胡适（1891—1962)，中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1911:武昌起义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读书人和愚民唯一不同之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作家
“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 面是各省谘议局中立先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呀，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儿年，辆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南炮啊，各省谘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紫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竫蝾的诞生出来了。” ──梁启超（1873—1929），中国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日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钱穆（1895—1990），中团历史学家
──前辈描述有理
1912-1928:军阀内战
1913年3月20日，
民主先驱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
他的临终遗言犹谓：“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拳拳爱国之心“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 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严复（1854-1921），清未翻译家，教育家
──严复居然对康梁是这样的评价，有趣；但德宗也没机会，因为慈禧直接害死了光绪“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非，都不应该安归到哪儿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 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陈独秀（1879—1942），中因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中因共产党创始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最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 美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 -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 ──蒋廷黻（1895—1965)，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
“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绍英（1861-1925)、清朝宪政考察团五大臣之一
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 ──胡适（1891—1962》，中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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