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
- 在这本书里，我要告诉你三个”向心城市”超势：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的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
第一章 向心城市：就业、居住与通勤
至少在十年前，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农民工，那位农民工对这类问题是有自己的答案的。他说，你们不要再希望我们去这去那了，我们自己知道更好的生活在哪里。
走在大城市市中心的街头，不管是上海，还是成都，都能看到穿着汉服的年轻人。“70后”是不会这样做的，甚至都难得进电影院。那么年轻人会在哪里穿着汉服“放飞自我”呢？应该是市中心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吧。
第二章 空间均衡：活力、宜居与和谐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占比63.89%，高于之前所推算的城镇化率 (2020年约60％）。更为让人惊讶的是，流动人口为3.76亿人，远远超过之前推算的数据 (2019年2.36亿），而且这还是在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可以说，那生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已经逐步消退的预言不攻自破。
在这里，有必要再对“城市”的定义做一个澄清。——陆老师敲黑板啦！——在欧、美、日这些经常拿来与我们做比较的地方，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城市是一个地理范围不大的经济自治单位，他们的^城市”放到中国，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县和区。
在这里，有必要再对“城市”的定义做一个澄清。——陆老师敲黑板啦！——在欧、美、日这些经常拿来与我们做比较的地方，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城市是一个地理范围不大的经济自治单位，他们的^城市”放到中国，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县和区。
而在中国，市的概念是一个行政管辖单位，而且有县级市、地级市和直辖市三个级别。其中，与国外可比的市其实是县级市，地级市已经是下辖几个“市”的概念了。中国的直辖市放到国际上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几十个城市连片发展的"都市圈’概念了。也就是说，像北京、上海这样被我们习惯称为‘城市”的地方，其实是由几十个‘市"组成的。重庆就更不像是一个‘市”了，而是像一个小小的省，它的人口数量和面积都比宁夏还大！在做国际比较时，要千万注意这个差别。
说回德国，先来看看德国的城市尺度。以柏林为例，它的面积是891.85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的七分之一，只比上海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664平方公里）大一点。
──正确认知城市的尺度2016年秋天，当我带着《大国大城》在清华大学做新书报告的时候，一位现场的听众又提到德国模式。这些年来，我也不断地被各种媒体和读者提问有关德国的问题，可见所谓德国的小城镇模式多么深入人心。那场活动的主持人是城市规划师出身。在我刚想对听众的问题做出回答的时候，主持人讲了一段他的真实经历：一次，他带着一个访问团去德国学习小城市发展经验， 他的开场致辞话音刚落，德国方面的团长就站起来说，不要急，德国的大城市正在长大。
──德国因为两德分离缘故，其实90年到如今，时间并不长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曾经是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长期采取补贴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便如此，日本的年轻人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去找工作。当战后一代的农民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去世，日本城市化比率加速提高。在最近十多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90%以上。
──中国未来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分活力、宜居与和谐三个方面来谈未来的城市如何发展。
一、活力：3-5章
二、宜居：6-8章
三、和谐：9-10章
第三章 城市活力：密度、创新与消费
在一次调研中，我听说了一件事。有一家德资大企业，将自己的企业选址定在上海。这件事情被中部某省知道了，就问企业为什么。企业回答说，因为上海有直飞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班，选址上海便于跟公司的欧洲总部进行交流。中部省份的主政官员立即说，那我们很快就在省会开通直飞德国的航班，来适应企业的需要。
──以前都没关注到这个点，其实高铁，也是类似的逻辑这一点，”90后”的打工群体也知道。2020年，我们在江苏昆山调研了“农民工”群体。他们说，在昆山打工，工资要高于深圳。为什么呢？答案是，深圳的夜生活丰富，打工者愿意为更丰富的业余生活而接受相对更低的工资。
──非常有意思的见解反观现实，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通过学历来鉴别人才，再给予各种补贴（包括公租房或人才公寓），以此来抢夺人才。这种做法存在一连串的问题：你怎么知道大学生所学的知识是不是企业所需要的呢？人才和学历是一回事吗？你怎么知道人才需要的是公租房呢？就算他需要，你怎么知道他想住哪呢？还有，政府用公共财政的钱补贴所谓人才，而他们是高收入者，或者至少是潜在的高收入者，那么，政府的财政支出到底应该更多补贴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呢？
2019年5月22日有这么一则新闻：“北京通州区发布了新的人才政策，其中有一点非常吸睛，诺贝尔奖得主在北京通州租房子可以获得100平方米的租金减免。”4)莫言和屠呦呦，中国的这两位诺奖得主都住在北京，不知道他俩有没有去申请这项福利搬到通州去。
──真是搞笑事后，我还是确认了一下，其实，在一些固定的点做街头演艺，还是要持证的。不过，我估计包括保安在内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样的规定。这未尝不是好事。城市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被管理者感觉不到，感觉到的是各种需求得到了有序的满足。
──“城市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被管理者感觉不到”，深以为然，像常态化核酸检测，就是很垃圾的典型无价值、却让所有市民感受到被管理2.盲目拓宽马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经常拓宽马路来为小汽车服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得原来城区的一些老马路失去了易于行走性(walkability），道路两边的商业迅速衰落。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不方便，为了满足一些必要的需求，必须得跑到更远的地方。如果去看欧洲和日本的城市，就会发现，一些老城市中心城区的街道密集而且不宽，街道两边商铺林立，活力十足。现在，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甚至将宽马路改成窄马路，提高街道的易于行走性，来增加街道的活力。
──这个街道规划的错误，中国估计也会一模一样犯一遍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街边店却往往被城市管理者认为是城市脏乱差的原因之一，不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更有甚者，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封墙堵洞的现象。破墙开洞原本是历史上把一些本来规划为居住用地的沿街用房转换成沿街商铺的方式。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当城市面临下岗失业的巨大压力时，破墙开店曾经被作为创造就业的一种手段。而在最近一些年，当认为街边店需要整治的时候，城市管理者就来了个反向操作，对一些沿街商铺进行了封墙堵洞。
公共政策应该尽量去满足人们合理的需求，为这些合理需求提供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各个层面的支持。
对于合理的需求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俗称“问题”），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管制去减少问题。环境卫生脏乱差，还有噪声，是可以管理的，但是，不要把需求本身管没了。再来看城市内部。中国城市面积在快速扩张，而城市人口增长相对比较慢，导致中国城市总体人口密度明显下降。在2000年之后的15年时间里，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下降了几乎一半。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人口向市中心的集聚带来城市的拥堵、高房价等问题，于是，政策上限制中心城区开发，限制住宅用地比率，还严格限制建筑的容积率(a)。伴随着近年来个别大城市里的封墙堵洞、拆违、打击群租，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将人口向大城市郊区疏解的作用。
──这也是北京、上海市中心，街道活力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第四章 城市体系：国家、区域与城市
其实西安地位的相对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水运的兴起。中唐之后，中原王朝的边境威胁主要来自西域和北方。而经济重心则逐浙转向南方，粮食主要依赖漕运到达都城。唐德宗时期就曾有一次，漕粮迟迟未到长安，禁军几乎哗变。之后，具有良好水运条件的开封，取代了长安，成为北宋都城。
──军队的变革，来自于钱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更不需要资源，但需要有好的地理条件。上海是在滩涂上长出来的城市，没啥资源，但它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条件——长江入海口，是长江这条有超强运输能力的河流汇入大海，连接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的地方。2所以，上海被赋予了“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使命。中国当前有九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 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无一不占据重要地理位置。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郑州，它地处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汇处，带上了人为的因素。
在世界上制造业比较强的国家里，同时又拥有长江这样超强运能的大河流的，可以说中国是绝无仅有。随着南京至长江出海口12.5米深水航道的全线贯通，5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港，10 万吨级海轮也可减载抵达。换句话来说，长江下游地区几乎所有港口都跟海港有一样的承载能力，这对于发展制造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势。在历史上，珠江的运能也是不错的，但是随着轮船越造越大，长江这样的大河流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珠江三角洲的辐射范围远远小于长江三角洲，不能不说与珠江相比于长江的运能差距有关。
总结一下，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己的自然、地理、历史等条件有关。像深圳这样，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超大型城市的案例，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很难复制的。而且别忘记，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同时又邻近香港，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要说复制深圳了，即使是相对于与深圳同时建立的其他三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也是一马当先，这也与其他几个特区不够靠近香港和国际大市场有关。
中国超过70%的货运仍然是公路运输。大约3000万的卡车司机，常年奔波在祖国各地，他们把城市连接在了一起。
相比之下，在中国，建设新城、建设“多中心”的城市却往往变成了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手段，这恐怕就跑偏了。如果一个城市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本应成为“向心城市”，这时， 通过行政干预，硬要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结果就可能是中心城区活力下降和职住分离更严重。
稍微讲点城市历史。今天的上海辖区基本上是在1958年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当时，国家的想法是每个省级单位粮食要自给，于是，将当时一些所属江苏的地区划入上海市，形成了上海的郊县，上海总面积一下子扩大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倍以上。这下你理解了吧，上海郊县的老人为什么把去市中心称为“去上海”了。
从”太阳系”变成“八爪鱼”，只要稍微变一变，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城市之间的连通性， 可以借助轨道交通线做得更紧密。轨道交通沿线的地带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都市圈范围内的住房供应可以增加，外围的人们可以住得离中心城区更近。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更高效的开发，站点周围建筑更高效的利用，有利于弥补轨道交通运营可能出现的亏损。
第五章 路径依赖：历史、政策与地理
用行政力量来干预人口的空间分布，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过，比较广为人知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三线”和“小三线”政策，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将大量人口内迁到中西部地区。但相对不被人了解的，则是“1952年院系大调整’，甚至连今天的很多大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母校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这次“院校调整”不仅搬迁了院校、师资、教学楼、图书馆、实验仪器等硬件设施，甚至一些着名的科学家都变换了工作的单位和生活的城市。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整相当于利用行政力量重新布局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使得大学生这一高技能劳动力群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再敲一下黑板，改善营商环境和生活质量，才是地方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的王道，也是下一阶段地方间竞争的新焦点。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短暂定都南京。之后，朱棣夺位，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迁都北京。朱棣做了古代帝王常做的事情，首先将南方的富人迁到首都附近，加强首都的实力。其次，加强对于都城的物资供应，重建从北京出发的道路体系，疏通扩建大运河，保障物资能够及时从南方运往北京。还在北京附近不远的地方建立大量粮仓保障物资供应。再次，加强驻军，明代有大量军队布防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地方。
之前已经说过，如果从秦统一六国之后定都咸阳算起，把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算作一次， 再把明代迁都北京直到计划经济年代算作一次，那么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便是中国城市体系的第三次大变迁。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不仅对单个城市的发展可以多些敬畏，而且对于主宰整个城市体系和人口空间分布的无形力量，更会保持敬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设立的新城数量激增，规划的新城面积迅速扩张。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2009年之后规划的新城面积是之前2.77倍，规划人口是之前的1.95倍。大规模的建城热潮直到2013年才有所收敛。图5.5就是截止到2014年全国新城建设的状况。
──续命在中国的城市规划里，有种思想很流行，那就是防止城市“摊大饼°。把新城建得远离主城， 也许是因为那里的地便宜，也有可能是想通过拉开距离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但结果是在实际上“摊了一张更大的饼"。远离主城意味着远离市场，延长了人们的通勤距离，不利于新城的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最终导致新城缺乏活力，发展缓慢。
新城不仅建得远，还建得大。在我们的数据中，新城建设的平均面积是114平方公里，规划的平均人口达到42万。大量新城建设远超实际需求。例如，人口流出严重的辽宁省新城规划规模位列全国第一，规划总面积接近10 000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约2200万人。其中沈阳市新城规划总面积达到3 500平方公里（超过半个上海），规划总人口约650万人；在大连，由金州新区和普湾新区合并成立的国家级新区金普新区规划面积达2299平方公里。而作为对比，1991年开始建设的浦东新区总面积只有1 210平方公里，发展30年后常住人口为500多万。
──荒谬且可笑有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参与过西部一个四线城市的规划，当地政府要建设一个金融城。后来，效果不好，就又把做规划的团队找来“诊断°一下，给出的答案是，与上海陆家嘴相比，建设的标准太低，要加大投资，将商办楼的标准向陆家嘴看齐。
用借债的方式搞建设，初衷是好的，但新城建设却把产业、土地和人口的关系搞错了。在通常的市场经济之下，推动城市发展和地方投资的主要是企业，企业往往会先选址，然后再搞土地开发，而开发一定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但是中国的城市建设是由地方政府去推动的，地方政府首先把工业园和新城规划好，然后就拿着土地资产去做抵押，进行融资，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至于招商引资是以后的事。
第六章 便捷环保：人口、拥堵与污染
近些年来，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区也建设了空中通道来连接周边的楼宇。但是，坦率地说，由于陆家嘴楼宇之间的距离有点大，空中通道对于便捷性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换言之：陆家嘴一带人流大，相对于其他地区有更高的人口密度，使得空中通道的建设还算值得，但如果当初陆家嘴的楼宇密度可以再高一点，这一区域的便捷程度和宜于行走性(walkability）可能反而会更好。每想到这些，再看到某些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建设成的宽马路、低密度的样子，就感到很心疼。
还有一个因素，很少被人们提起，那就是建筑的高度和密度。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建筑以木质为主，随着时间推移，保留下来的古建筑本来就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极少数的城市，比如京都和北京，绝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的大城市都未能躲过战火。无论是战火的摧毁，还是城市本身的现代化更新，东亚和东南亚的大城市都有在现代进行重建的需求。而在这些城市重建的时候，恰恰钢结构建筑、电梯和高层供水的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就使得东亚和东南亚的大城市（龙其市中心）普遍走上了高楼林立的高密度发展路径。相比于欧洲城市，东亚和东南亚的城市的确通过高楼的建设，缓解了人口增长和交通拥堵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过来又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能够长得更大。
在杭州，通过智能摄像头的捕捉，可以用“城市大脑”的大数据对交通出行进行分析。杭州的汽车保有量是200多万辆，在非车流高峰期，在途的大约20万辆。而在最拥堵时，你猜在途多少辆？答案是29万辆。从20万辆增加到29万辆，就拥堵了。你看，这拥堵是不是不能怪罪于人多？
最近这些年，上海中心城区的活力有所下降，虽然目前还没有严格的证据来证明这与疏解人口有关，但从人口密度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性来说，疏解人口是有可能导致中心城市活力下降的。有人认为，1978—2000年间，正是长期的产业人口疏解政策和新城计划导致伦敦内城出现严重的财政、就业等问题，致使城市中心经济增速减缓，内城衰落。
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理论依据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规划模型，其本意是解决因人口大量集中造成的拥挤、污染等城市病问题。但这种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畅想并未考虑到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
李杰伟和韩立彬的研究回答了上面这个问题。(a他们发现，外来人口的平均通勤时间远低于总体常住人口的平均通勤时间。统计结果显示，根据2010年和2011年两个调查所利用的208个城市数据，总体常住人口的平均通勤时间为20.27分钟，但是外来人口的平均通勤时间仅为 12.13分钟。并且，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之间做比较，外来人口多的城市，通勤时间并没有更长。换句话来说，通勤距离远、通勤时间长的，其实主要是本地户籍人口，他们才是买房子的主体，面对着更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的也是他们。如果琉解人口的对象是租房且通勤距离较短的外来人口，那么对缓解城市拥堵根本作用不大。相反，恰恰是因为外来人口平均通勤时间较短，才使得大城市在人口规模增长的过程中，平均通勤时间没有快速上升。
──蛮出乎意料的总之，以为控制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低技能的外来人口，可以缓解“城市病”，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这部分人口租房比例高，出行距离近，出行时间短，相比之下，如果一定要问是谁加剧了“城市病”，恐怕是本地人啊！
──我的房东，就是如此如果借助于行政干预，硬要疏散一些受控的企业或机构，那么，时间会告诉你最后的结果。东京曾经被疏散到郊区的大学，后来又回到了中心城区。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当初大学搬到了郊区之后，大学生找实习和工作都变得困难了。在上海嘉定，有一所着名高校的新校区，我去那里做学术报告的时候，学生告诉我，他们有同学在陆家嘴实习，单程的通勤时间接近两小时。上海还有一家曾经被搬到城市外围的着名报业集团，搬家对员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媒体人是要频繁与人见面的。最后在员工们的强烈要求下，这家报业集团又回到了市中心。
──交大将法学院、经济学院放在徐汇区，也是有道理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历史上诸多国际大都市也都曾在“二战”之后出现过环境恶化等问题，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1952年12月，伦敦市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1.2万人；1955年9月， 在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中，两天内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七的老人超过400人；1966年仅感恩节一周，纽约因雾霾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60人；1970年冬季，东京约2万人因光化学烟雾患了红眼病⋯
这些骇人听闻的公害事件背后，是工业污染，是汽车尾气排放，而不是人口规模。实际上， 除了伦敦和纽约曾短暂地出现过人口数量下降，洛杉矶、东京等城市人口规模一直在扩大，而这些地区如今的环境状况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唯一一个与城市人口规模强相关的指标是生活废水，人口多一单位，生活废水多0.85单位。请注意这个神奇的0.85。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规模》1)，作者是位理论物理学家。这本书从生物到物理，再到城市，涵盖范围甚广。他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广泛地存在着所谓规模法则和亚线性规律。“一头大象的体重大约为老鼠的1万倍，但它的代谢率仅有老鼠的1 000倍。因此，一头大象的细胞的工作效率是老鼠的1/10，其细胞损伤率也会相应下降，大象也就由此更加长寿。
这本书的话题是一个老话题，而且富有中国特色，那就是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表面上看，邓杰博士是在梳理与中国有关的控制城市人口的思想渊源，其实，这个梳理也是世界性的。它本质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真正系统性地产生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想和实践，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时期。后来，在中国模仿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时期，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思想变成实践，影响至今。
第七章 蔓延边界：高度、速度与规模
你知道为什么古代城市的井水是咸的吗？你知道“王府井"为什么有名吗？因为古代的时候城市没有很好的排污系统，人类的类便是直接往地下排的。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水井数1258 个，大多水质咸苦，只有极少数甘甜，能饮用的不多，而十王府井则在甘洌可用之列。
──有趣阿灵顿在美国行政区划上的定义是个“独立”的小城市，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距离首都华盛顿仅7公里，“两市”之间仅隔了条小河。即使像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它所在的圣何塞看起来似乎“远离”大城市，但到旧金山的直线距离其实也不到70公里，这在上海就是人民广场到临港新城的距离，还没出上海。
如果交通技术限制了城市的面积，而城市却存在和人口规模有关的规模经济，那怎么调和这对矛盾？一个办法就是，向天空要空间。城市造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造高楼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地面沉降、高楼火灾隐患，等等，这些问题都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在逐步改进。
所以，受制于人类让城市长高（造高楼）的技术，以及让城市长大（交通）的技术，城市的极限就给定了。真正限制了世界上那些大城市规模的，就是城市长高和长大的技术，而不是所谓的承载力。当然，如果时光倒流，回到无法及时处理马美的纽约，以及没有自来水的北京，城市的确还会受制于环境和水的承载力。
意外不意外？原因在于北京的农业和工业用水大幅度下降，这是两个用水大户。我们再来看生活用水，在人口增加60％的情况下，生活用水仅从12亿立方米，变成了17.5亿立方米。用水增长比人口增长慢一点，这是规模经济的体现。
所以，真正使得城市或者大城市走向消解的因素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交通技术极速进步。我曾经在前面请读者做过一个思想实验，那就是当从北京出发到上海可以零成本地只花一秒钟， 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一天到来了，城市恐怕就真的变得不重要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
第八章 何以安居：土地、住房与规划
再敲一下黑板。坊间有种说法，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未来的房子会卖白菜价。我提醒读者注意两点：其一，中国总人口增长缓慢了，甚至未来可能要负增长了，但城市人口仍会随城市化率提高而特续增长；其二，在城市之间，人口将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及周围的都市圈。在理解了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及其变化趋势之后，仅在全国层面讨论房价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了，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已经比较稳定了，同时发达国家经济成熟了，它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一点。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已经算是高的了，每年百分之二点几。欧洲国家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的经济增长率。日本近年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略高于零。所以，在发达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之外，房子并不是什么好的投资品。如果有人建议你去那儿买房，除非是自己住，否则就投资而言，还不如把钱用来买成长型公司的股票呢。
话说回来，即使不和发达国家比，而只和发展阶段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的房价- 人均GDP比也是偏高的，这是不是就难以理解了呢？我接下来讲至少五个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房价-收入比高。
- 第一个因素，收入和城市化的预期。
- 第二个因素，利率。
- 第三个原因，土地供应政策。
- 第四个因素，公（廉）租房相对不足。
- 第五个原因就要讲到“学区房”了。
如果说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在城市中的区位不一样，不可直接比较，那么，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不合理结构，就更能说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了。不少城市出现商业用地过剩，写字楼空置，不无地方政府追求服务业招商引资的原因。图8.2显示，若干年来，商服用地的价格增幅一直低于住宅用地价格增幅，随着时间推移，已经出现商服用地价格低于住宅用地价格的现象，而在国际上，普遍的情况是，商服用地价格高于住宅价格。
2020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乘出租车回家，在和司机师傅聊天时，就说到房子。司机师傅一方面说，自己条件不够好，开了几十年车，还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同时，他又说，“但我觉得不能老是怪有钱人去买几套房，如果我有钱，我也会买几套房。根本的问题还是房子少了，如果多造些房子，房价涨不起来，谁会去买那么多房子摆着？”
你看，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荒诞。一些简单的道理，出租车司机都可以一语道破，却总有一些人一方面认为可以把住宅用地和房子数量作为控制目标，另一方面又将高房价怪罪于市场炒作。
──并不是决策者没看懂，只是他们在利用这一点首先我们来看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也存在着很多小农，有些农民的农场面积也不大。这个时候政府意识到了小农经济不利于提高法国农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于是法国政府就出资补贴小农进城，同时由政府来出钱，把空下来的房子复耕为农业用地，这样的话空心村就逐渐得以消除。然后政府再把从小农那里收购的土地转卖给大农场，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
我们再来看看邻邦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一个对农业补贴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即便如此，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仍然给进城打工的那些人提供了公共住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京、名古屋、大坂、福冈这样的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重工业发展区，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每到学生毕业的季节，刚毕业的年轻人几乎包下整列整列的火车，从地方上的小城市和农村到东京去工作。
或者换一个问法：也许你常会听到上海的人口比东京多，同时，上海的土地开发强度又比东京高。这两句话里的东京是同一个“东京”吗？
你看，如果我们不把国际比较里的基本概念说清楚，是多么害人。说上海的人口比东京多的时候，这个东京是指东京都，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拥有1300多万人口，面积2188平方公里，大约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而当我们说上海的土地开发强度比东京高的时候，这个东京是指东京都市圈，人口约3 700万，而面积是13 557平方公里，大约是上海两倍。比完国际，再比国内。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从都市圈的角度来看，广州和佛山紧密相连， 中间隔着珠江，两市的关系可以参照上海的浦西和浦东。但是由于广州和佛山在行政上是两个独立的地级市，它们的人口是分开统计的。“七普”的数据显示，广州和佛山的人口单独看，都比上海少。然而，广州和佛山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远远超过上海了。更鲜明的对比是，深圳和东莞的人口加起来也大大超过上海总人口，而深圳和东莞的面积加起来大约只有上海面积的三分之二， 并且经形成了紧密相连的都市圈，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我在这里一直拿上海举例，是因为‘上海都市圈”的建设遇到了三个省级单位的一体化障碍。其实，中国还有一些地方也面临着类似的“跨省都市圈”问题。比如，在北京天安门东边30公里， 是隶属河北的三河市，比北京下辖的延庆、密云、平谷更靠近北京市中心，而且事实上，在三河市下辖的燕郊镇，就有大量工作在北京的居民。但是，至今也没有“北京都市圈”的规划，解决北京与三河的一体化问题。
第九章 共同治理：市场、政府与社会
放在中国城市的语境下，政府部门是强势的，市场逻辑是清晰的，社会组织是弱小的，如何不以强势者的声音淹没弱势者的诉求？
与此同时，在国际移民问题上，如果通过国际移民来补充劳动力和缓解老龄化压力，这可能会带来另外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人口的种族结构和宗教结构将复杂化，从而埋下社会冲突的隐患。出于这个原因，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放开国家间移民。日本就是一个典型，它甚至一直在努力通过维持一个较高的移民门槛来保持人口结构的单一性。即使如此，迫于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日本近年来其实已经调低了移民的门槛。
外来子女教育的问题末来将越来越突出。除了大城市自己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之外，整个国家将需要逐步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以适应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需要。但目前的情况是，在大城市，高中阶段的教育（除了职业教育）基本上是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的。随着1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将面临巨大的高中教育需求。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中国的留守儿童（按“18岁以下父母至少一方不在身边”定义）加上城市里的流动儿童（即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总数就是一个亿，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你说， 是不是应该尽量把他们的教育做好？
第十章 乡愁何处：流动、留守与收缩
不少人自己生活在城市，或者从老家流动到大城市，却希望把别人留在农村，留在收缩的小城市，来为自己保留乡愁，这更是自私与荒谬。
但是，我想说，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慈善公益，目标不能是号召人们留在农村，甚至从城市返乡。愿意回去的就回去，回去要有就业和创业的空间；愿意出去的，就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城市里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慈善可以带着价值观，因为是私人资源；政策不可以，因为是公共资源依托于城市规模经济效应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如果在农村当地能够形成一些特色产业，也可以建成城镇形态。围绕特色产业的农村城镇化，最为典型的就是浙江的区块经济和特色小镇。有些地方的区块经济聚焦某一类商品进行专门化生产，可以达到全国甚至全球最大的生产规模。例如：全国60%的电工电器来自温州柳市，50%的童装产自湖州织里，33%的羽毛球产自衢州江山，全球73%的淡水珍珠产自绍兴诸暨。⑤类似的，山东西南部菏泽的人口大县曹县是另一个产业特色小镇发展的例子。其中，大集镇从”全球最大演出服饰产业基地’进而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汉服生产基地’；而庄寨镇则选择了木材加工业，全日本每年近70%的棺材都来自菏泽，其中大部分来自曹县庄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地方被称为“农村”，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如果放在国际标准之下，聚集人口超过五万的地方其实已经是城镇。
未来，随着城市化、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一边是农民进城，一边是农村将迎来一批新居民，这些新居民更年轻，更有知识，更懂管理，更能适应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他们有可能在经营农场，也有可能在管理民宿。这个趋势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但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还没有为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现代化做好充分的准备，更没有准备好迎接一批新居民。
大可不必担心没人种粮，真正要担心的是有太多的人种粮食。中国粮食生产已出现了“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怪象。粮食产量虽然从2000年至今平均每年增产超过1 000万吨，但2018年的粮食进口却达到了1.08亿吨，其中大豆进口就占到2/3。另一方面，2019年，第一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是7.1%，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却高达25%。
──着实可怕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全国农村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约2.1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只有7.46亩，人们常说我国的农业发展不可能脱离小农经济这一基本国情，但何为小农？美国是我国的359.64倍、澳大利亚是我国的8 661.86倍，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土地资源我们不能比，但韩国是我国的3.12倍、日本是我国的4.58倍，与这两个邻国相比，我国的小农就成了超小农、微小农。
浙江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低的省份，为1.96：1，嘉兴又是浙江最低的，2021年仅为1.6：1。我们研究团队在嘉兴做过实地调研，一对夫妻表示不需要雇工即可耕种200亩到300亩土地。但根据农业农村部近期的数据看，2020年全国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5.32 亿亩，占农户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4.1％，截至2021年9月，全国家庭农场才380万个， 平均经营规模134.3亩，达到50亩以上经营规模的农户还不足2%。从以上数据看，若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的规模，农村只需保留4 000万农户，其余1.7亿农户中的劳动力都需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若使农村户均土地规模达到100亩，则农村1.9亿农户中的劳动力都可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而与上述两种农地集约化的要求相适应，农业转移人口至少要达到 4亿。
──我总感觉，是因为城镇无法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导致这些人只能继续务农在产量高、库存高的同时，中国农业还出现了大量进口农产品的现象，即产量、库存和进口“三高〞现象。做农业研究的朋友经常说，中国农产品的进口是结构性的，进口的主要是大豆， 而不是粮食。的确如此，但还要往深处想原因。如果中国农业生产总体上成本太高，缺乏价格竞争力，必然先从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效应最强的产品开始失去竞争力，那就是大豆。而粮食、 蔬菜、水果、花卉这些，相对劳动密集，仍可保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在蔬菜和活植物花卉这些类别上还可以实现出口大于进口。
──“缺乏价格竞争力，必然先从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效应最强的产品开始失去竞争力，那就是大豆”，这就是洞见再来看看国际经验。“大农场”的美国模式远比‘小农经济°的日本模式有竞争力。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在规模经营的模式中走向了农业现代化。有人说，中国是达不到发达国家大农场模式的。这话放在当下也许是对的，但如果展望几十年后的未来，就未必了。那时， 今天的农民已经老去，农业人口持续进城，农民数量必然持续减少。如果你希望未来中国的农民可以像今天发达国家的农民一样富裕，那么，农场规模就必须扩大。
──这就是拼多多，字节，阿里巴巴都相继下农村的原因即使在当下，和中国国情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中，巴西也采用了大农场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巴西成了世界粮仓。2012年，巴西农均耕地0.68公顷，约10亩，农产品的贸易顺差为794 亿美元。他们通过转移大量农村人口，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在农业不断增产的同时，巴西的贫困人口比例从2003年的24.9%下降到2014的7.4%。
在中国制定下一步农业政策时，应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二战”之后，日本城市化突然加速，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产生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政府通过立法促使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日本面积狭小，日本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追求城乡均衡发展、维持粮价稳定并提高农民收入，政府给予了大量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在不断采取措施鼓励土地流转兼并和规模经营。但是，这两种政策本质上是冲突的，所以规模经营一直难以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在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产品成本走高，以至于日本的粮食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现在， 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扬弃了这种模式。
在国家层面，之所以常常关注GDP总量指标，那是因为，在国家层面人口的数量是稳定的， 因此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是一致的。
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地区之间人口是可以流动的。这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点， 应该更加着重于人均，这才是代表发展水平的指标。发展经济学中的“雁型模式”和“产业梯度转移’，也是建立在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的前提之上的。比如说在东亚地区，当日本出现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产业就会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又转移到中国大陆。读者不妨想一想，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对外来移民的限制的话，那么，当其劳动成本上升的时候，还需要把企业往外搬吗？不，只需要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搬到日本就行了，直到发达国家出现人口容纳力的自然局限。
比较成功的一种情况就是实现产业转型，像美国匹兹堡，成功从一个钢铁城市变成了现代科技和教育非常发达的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有一些城市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比如沈阳和哈尔滨， 本来教育资源就不错，加上“大国重器”产业的布局，是很有潜力成为新的科技产业集聚地的。
以前，我相信，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后来，我渐渐意识到，真正制约发展的，其实是观念，是人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不充分。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后记
最后说一句有关学术的话。我看城市，除了数据（包括日渐兴起的大数据）作为方法，我还在倡导“区域—城市主义”的思想。这个想法既强调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又反思城市之间各自为政的做法对于区域一体化（包括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我近年来所强调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所以，我谈城市，一定是放在区域问题和城市体系里谈的，而且谈城市，也一定要连着农村一起谈。
我们看城市，还需要一点历史感。当代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化政革，但在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和地这两者的市场上，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根深蒂固。
世界在往前，观念却滞后。写书和科普的意义正在于此。
──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