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芯片食物链
1949年年初，张忠谋全家在香港重聚，其父余生都将挂念他用平生所有积蓄在上海买下的房子。这一年，父亲用最后的积蓄将18岁的张忠谋送进美国哈佛大学。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华人。隔年，张忠谋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机械系硕士学位后，因1美元月薪差距及年轻气盛，张忠谋拒绝了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的聘用通知，去了一家不知名的正准备做晶体管的电子公司，做了一名负责锗晶体管自动化生产的工程师，由此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半导体行业。多年以后，一位福特退休高管来到德州仪器做董事。得知培训他的张忠谋当年没选择福特后，他激动地说：“你真幸运，如果你那时去福特，恐怕现在还烂在福特的研发部里。”
——比起所谓的房子，教育与眼界才是多么宝贵的投资在这家电子公司做了三年后，27岁的张忠谋成了一个半导体专家。由于公司管理混乱，张忠谋决意离开。他拒绝了IBM的邀聘，进入年营业额还只有7000万美元的德州仪器半导体部门工作。发明了硅管的德州仪器野心勃勃、充满朝气。它确立了一个典范，那就是在信息时代来临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公司都能够凭借一项“转折点”般的新技术快速胜过大公司。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同样野心勃勃的张忠谋。
——新技术已经来临，如何快速胜过大公司是我等需要学习的因为同年进入公司之谊，年龄相差8岁的基尔比和张忠谋关系很好。基尔比常常拿着一杯咖啡到张忠谋的办公室找他聊天。见证基尔比发明第一块芯片的全过程，让张忠谋意识到跟踪科技新动向的重要性，从此他时时保持着对半导体新技术和新观点的强烈关注。
——对AI的技术，同样需要如此关注，现在还来得及德州仪器是一家年轻、平等、开放且注重技术的公司。哈格蒂相当欣赏表现出众的张忠谋，每个星期都会与张忠谋交流，还首开先例地安排公司出资送张忠谋保留全薪去读博士。做管理的其实有硕士学位就够了，做技术才需要读到博士，张忠谋为了一圆博士梦，还是脱产攻读三年，获博士学位而归。张忠谋在德州仪器混得顺风顺水，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入职德州仪器的华人，他41岁就做到了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兼半导体集团总经理，是德州仪器仅次于董事长和总裁的第三号人物。在德州仪器的全球6万名员工中，有一半归张忠谋管。他也是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之一。张忠谋领导了德州仪器内存业务的崛起，以每季降价10%的战略凶猛占领市场，将德州仪器打造成美国最大的内存厂。张忠谋还远比格鲁夫更加认可微处理器业务的发展前景，为之匹配了从设计到制造的巨量资源。在英特尔的8080诞生几个月后，德州仪器就推出了性能相当、价格更低的单芯片微处理器TMS-1000，并用在了自己的袖珍计算器产品上。德州仪器还险些从英特尔手中夺走了微处理器的发明专利。当时的德州仪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芯片制造商及最大的商用微处理器制造商，其规模是英特尔的6倍。美国杂志称张忠谋为“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张老爷子确实有硬气的理由在那个年代，华人在美国大企业不可能做到一把手，不像现在的美国半导体企业中到处都是华人老板或首席执行官。1978年，张忠谋被调任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而消费电子的发展方向一直不被张忠谋认可。性格过于刚烈的张忠谋在公司内外不同场合都大声疾呼加大半导体投资，引发了重视消费电子产品的总裁夏柏对他的不满。1980年，哈格蒂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再过三年，张忠谋离开了德州仪器，到通用仪器担任了一年总裁，后转做风险投资。历史很难假设，如果张忠谋一直掌管德州仪器的半导体业务的话，或许德州仪器的内存和微处理器业务就不会走向失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张忠谋能够升任德州仪器董事长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了。
——重视消费电子也没有错，也能走出一条大道，只是可惜的是人才错配了张忠谋发现，在上一任院长的工作交接清单中，最优先的工作就是为华智、茂矽(Mosel)等几家台湾芯片设计公司的存储器芯片寻找代工方。当时，受日本廉价内存芯片冲击，华智和茂矽自建工厂的计划不断推后。为什么不找联华电子呢？因为联华电子产能有限，如果新增产线就得增加200亿台币的投资，产能还很可能吃不饱，当时整个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值也不过150亿台币，产业规模还不如中国大陆。张忠谋也知道，业界有许多芯片设计师都想独立创业，自己设计芯片，但苦于自建晶圆厂的门槛太高，市场上又不存在专业提供晶圆代工服务的供应商。当时全世界的半导体企业都是IDM模式。英特尔、德州仪器、IBM、日电、东芝、富士通等巨头自己设计芯片，在自有的晶圆厂生产，并且自己完成芯片的测试与封装，产业链基本完全在企业内部封闭完成。独立的芯片设计公司全球仅不到20家。
——交接清单非常好，以及由行业观察得来的vision——>判断芯片代工，非常有市场为了让这家新工厂的产品有竞争力，张忠谋还特别坚持一点：资本规模必须向美国中小型晶圆厂看齐。他说：“如果打一场仗需要十万兵力，但现在只有一千人，经营者是绝不打这种仗的。我们不能让一千人上战场，结果被打败了，才来说是因为人不够的关系。”张忠谋将新工厂的整体投资额定为2亿美元，这一数字大概是同时期台湾其他新建晶圆厂的10~15倍。
——行动的勇气飞利浦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老朋友了。20世纪60年代，仙童、德州仪器等发达国家的半导体企业因成本考量，纷纷将晶体管组装的生产线移往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亚洲地区，飞利浦也在台湾以合资方式成立了“飞利浦建元电子厂”。这些组装厂承接母公司的技术与订单，业务内容也由初期的晶体管组装发展到后来的芯片封装。中国台湾的芯片封装测试产业如今能做到全球第一，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打下的基础。
——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在想，为什么飞利浦如此有vision，明明當時只是一個不大的公司（也可能是我的錯覺）1987年，在张忠谋的主导下，中国台湾当局、飞利浦和台湾民间资本分别出资，共同成立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那个原本计划用来做实验的工研院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验工厂摇身一变，成了台积电的一厂。张忠谋撸起袖子，亲自上阵，担任台积电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张忠谋习惯了做企业管理，不喜欢在工研院院长的宝座上轻松稳坐。不过，对56岁的张忠谋来说，从执掌国际一流大企业的美国高管转变为找投资、拉订单的落后地区初创企业的创业者，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也需要不小的勇气。
——又是勇氣，飛利浦在未來三十年要被帶飛与台积电成立同一年，英特尔换帅，格鲁夫接替摩尔成为首席执行官。为了应对东芝、日电等日本企业的芯片的低价竞争，格鲁夫想将低端芯片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去，自己集中精力生产微处理器。张忠谋与格鲁夫的私交甚好(更多的可能是强大竞争对手间的惺惺相惜)，于是就请英特尔来对台积电进行代工生产的认证。台积电在3微米技术上有不错的良品率，给格鲁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鲁夫说：“或许英特尔用得上你们。”
——relationship，2023年已經變成了：英特爾，或許臺積電用得上你們。 哈哈哈，好像爽劇于是，在台积电芯片制造工艺落后英特尔两代半的情况下，格鲁夫将部分订单交给了台积电。英特尔的订单是对台积电产能与质量的最好背书，相当于给台积电打了一个全球性的广告，台积电就此打开了市场。
英特尔的订单让台积电尝到了甜头，台积电专门制定了一个“群山计划”，目标是要拿下5家类似英特尔这样在半导体制造技术上比较领先的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做技术解决方案。在台积电的规划当中，英特尔、飞利浦和德州仪器这样的大厂应占近7成的营业额，台湾本地企业占3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业务真正跑起来之后，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独立芯片设计公司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一口气占到了台积电7成的营收占比。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多数不是台湾本地的，而是主要来自芯片的传统优势区域：北美。这些半导体初创公司的共同点是没有资金和人力建自己的晶圆厂，对外部晶圆代工服务有极强的需求，台积电成了它们唯一的选择。正因为有了台积电这样的独立专业晶圆代工企业，半导体行业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催生了大量的芯片设计企业，才造就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繁荣。
——真的非常棒，開創了一個產業，芯片設計芯片设计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也激烈。正如张忠谋所言：“在台积电众多的Fabless客户当中，今天的客户和五年前的早就不一样了，因为五年前的客户中有一批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同时，大浪淘沙中，也有一批芯片设计公司成长为行业巨头，比如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美满(Marvell)，它们在通信信号、网络连接和Wi-Fi等芯片设计领域各有专长，它们的市值甚至能够超过一些IDM大厂。
为此，张忠谋一方面严守“只做代工、不与客户竞争”的本分，另一方面用一套异常严苛的诚信管理系统来管理台积电员工，防止有任何泄密的可能。为了确保客户的机密不泄露，台积电员工不能在上班时间玩手机、不能带U盘，就连进厕所都要刷员工身份卡。如果一个员工被抓住上班玩手机4次，这名员工的诚信报告就会被直接上交到张忠谋的桌子上。也因为台积电对诚信的严守，才能让那些在芯片市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都不约而同地让台积电为它们代工。
担任联华电子总经理的曹兴诚对张忠谋与飞利浦联手创办台积电很不满，认为这是让外资从当局资源中得利。1991年，曹兴诚以张忠谋没有给联华电子与台积电同等的待遇为由，要求张忠谋“竞业回避”，联合其他董事共同罢免了张忠谋联华电子董事长的职位。这件事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彼时张忠谋的地位还不像今天这样坚如磐石，由此受到了不少风言风语。不过张忠谋也没有精力去管顾这些事。台积电获得巨额贷款，于1992年建成月产能7.6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张忠谋有得忙的了。1994年，台积电上市，张忠谋辞去工研院院长职务，专心经营台积电。
——江湖以飞利浦那种极官僚的企业文化，根本不可能跟得上摩尔定律的要求。飞利浦做SRAM失败，其巨大的产能需要找出路。有分析师认为，飞利浦SRAM的年产能足够全球用四年。于是，飞利浦毫无保留地把SRAM的生产线开放给台积电学习，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把整条生产线搬到台湾，给了台积电。飞利浦在台积电的投资是有不小的溢价的，溢价部分就是飞利浦提供给台积电的技术支持。
台积电要生产芯片，当然要用到光刻机。按照惯例，飞利浦当然又会把光刻机的包袱丢给台积电。再说了，飞利浦在阿斯麦尔和台积电分别占50%和27.5%的股份，谁亲谁疏，一目了然。于是，不管台积电有多挑剔或是多能砍价，阿斯麦尔那些库存里卖不动的光刻机，最终还是顺顺当当地漂洋过海，来到台积电。
——回望歷史，原來是飛利浦那些不靠譜的投資，成就了ASML和臺積電全球半导体产业尚未走出衰退周期，飞利浦也要开源节流，于是竟把看来没什么赚钱希望的阿斯麦尔光刻机项目列入裁撤之列。在这危急关头，飞利浦的一个德国董事挺身而出，他不仅说服飞利浦董事会保留阿斯麦尔，还为接近破产的阿斯麦尔拉来了一大笔救命钱。在当时，美国和欧洲都在担忧过于依赖日本供应芯片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放弃光刻机和内存芯片这样的战略性产业是非常危险的，德国尤其坚持欧洲要保持半导体技术的独立。
——靠譜董事的重要性当时市场的主流是G线光源，佳能和尼康决定押宝西盟，跳过I线光源，直接进行准分子激光光刻机的研发。佳能和尼康为了这个激进的决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直到1995年，西盟才成功推出准分子激光光源产品。很少人注意到，摩尔曾经提出警告：比落后于摩尔定律更危险的是超前于摩尔定律。如果落后于摩尔定律，你在一些利基或低端市场还能有些钱赚；如果超前于摩尔定律则很可能投入巨额资金却血本无归。佳能和尼康试图跳过I线光源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那如何理解三星的弯道超车？我们知道，华为是中国公认的最强大的高科技企业之一。但是在芯片食物链上，华为处在台积电的下方，没有台积电为华为代工芯片，华为的手机业务就要“饿”死。而台积电又处在阿斯麦尔的下方，没有阿斯麦尔供应的光刻机，台积电就做不出最先进的芯片。阿斯麦尔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了吗？当然不是，处在阿斯麦尔上方的是蔡司。对阿斯麦尔光刻机至关重要的镜头仅有蔡司一家企业能够供应。
作为蔡司初始股东之一的阿贝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但他创立了卡尔·蔡司基金会，捐出自己所有的股份，并说服其他股东也这么做。于是，基金会成为蔡司的唯一所有人。阿贝为基金会制定章程，章程规定了公司利润应如何投入研发以保证公司长期专注科技进步，并对员工的最低工资、奖金收益和带薪年假做出保障。蔡司也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建立8小时工作制的公司之一。在其一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蔡司一向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而闻名于世。
——突然敬意！在這一點上OpenAI也有一絲影子，不過爲了彌補前期鉅額投入，OpenAI還是有盈利部分股權的二战期间，蔡司是德军望远镜、测距仪、瞄准镜和航空摄像机的主要供应商，在战争快结束时被美国列为接收德国技术的首要目标。巴顿将军率领第三集团军不顾破坏《雅尔塔协定》的风险，闯入划给苏联的民主德国区域，占领了蔡司所在的耶拿，准备用600辆卡车把蔡司整个搬到联邦德国去。由于苏军的迅速推进，美国人只能“拿走了大脑”，把最核心的100多人迁到联邦德国的奥伯科亨，建了个新蔡司。美国人还曾经命令蔡司为仙童相机供应3400个目镜，就是这个仙童相机后来成立了一家叫作仙童半导体的子公司。苏联则把美国没拿走的东西全部掳走。神奇的是，耶拿人自己从头来过，迅速重建了老蔡司。
——那個神奇的段子，美國人拿人才與技術，蘇聯人拿物品在与阿斯麦尔合作之初，蔡司并没有看到阿斯麦尔的订单有多重要。它的历史订单表明，阿斯麦尔的镜头需求数量在下降。阿斯麦尔自1989年卖出74台光刻机（其中最大的订单来自遭遇火灾的台积电）后，其后两年的销售数量分别是54台和36台。蔡司不能理解，阿斯麦尔凭什么认为它的镜头需求数量在今后几年将会有10倍以上的增长？而且，光刻机镜头的质量要求还指数级地增加。因此，蔡司优先关注的是显微镜、照相机、望远镜和医疗器械的镜头需求，光刻机镜头和太空望远镜一样，被蔡司列入次要的特殊细分市场。蔡司也不会给心急火燎的阿斯麦尔及时供货，德国人坚持他们历史悠久的供应模式：先下订单，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再开始做。阿斯麦尔什么时候能够拿到镜头？没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1991年，张忠谋被逐出了联华电子，他需要用台积电的成功来恢复声誉；阿斯麦尔的收入跌到了谷底，如果没有欧共体、荷兰政府和飞利浦的拨款，它随时都会宣告破产；业绩不佳的联邦德国蔡司很不情愿地合并了发不出工资的民主德国蔡司。台积电、阿斯麦尔和蔡司各有各的问题，无人能够预见它们在未来将整合成一条全球最强大的芯片食物链。1991年，从芯片问世到这一年已经走过三十三个年头。三十三年的时间不算长，对人类来说只是一代人的时间，对芯片来说却意味着22代(18个月一代)，每代增加一倍性能的芯片已经悄悄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改变。虽然地球上的多数人此前都还没有意识到芯片的重要性，但不要紧，芯片马上会在1991年年初有一个精彩的亮相，让所有人都感到深深的震撼。许多在芯片生产和使用上落伍的国家，则将会得到一个无比惨痛的教训。
第七章 美国完胜海湾战争
美国认为，该协议执行五年后，其在芯片市场状况更糟糕了，日本仍然是美国芯片产业的最大威胁。美国在世界芯片市场上的份额继续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萎缩，至1989年只剩下35%，而日本则占到了52%。美国坚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日本芯片市场的封闭。当时日本电器产品行销全世界，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场。美国在欧洲芯片市场的份额高达42%，在日本却只有12%。美国认为正是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获得的丰厚利润支持了它们在其他市场上的低价倾销。
——倒不是因为丰厚的利润，而是因为生产要素在那里，可能成本就是非常低1992年，英特尔销售额为58亿美元，实现了对日本芯片企业的反超，登上全球最大半导体企业的宝座(Dataquest数据)，从此一坐就是二十五年。最让竞争对手恐惧的地方在于，英特尔长年坚持10%以上的研发投入，坚定不移地按照两年一代的节奏追随摩尔定律前进。行业处在衰退周期时，英特尔仍然在大笔投入，这样在行业恢复繁荣时英特尔就能跑得更快。摩尔定律被证明依旧是信息产业的一种强大而有效的竞争策略：如果快于摩尔定律，可能会因为产品过于超前而失败；如果慢于摩尔定律，你会面临一大堆的竞争对手；只要与摩尔定律保持同一速度，企业就能天下无敌。在格鲁夫担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十年时间里(1987—1996年)，英特尔残酷无情地将所有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其销售额从19亿美元增长到208亿美元，利润从1亿美元增加到52亿美元，市值从10亿美元上升到1500亿美元，投资者每年的回报率平均达到44%。如果没有格鲁夫，英特尔很可能仅仅是家二流的半导体企业，甚至可能早已倒闭，是格鲁夫一手将英特尔打造成为超级巨人。
——Groove技術視野不大行，但執行力確實厲害这时候，已接替李秉喆担任三星集团会长的李健熙意识到，8英寸晶圆是芯片工厂的一次非常难得的产能迭代的机会，三星电子终于可以和竞争对手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风险之中孕育着机会，要想赶超竞争对手，你就必须孤注一掷。不顾周围人的极力反对，李健熙把已有的5条6英寸生产线全部改成8英寸生产线，紧接着新建的第6条和第7条的8英寸生产线开工，并很快就都成功运行。三星电子连续五年在8英寸晶圆线上投入超过5亿美元的巨资。凭借极大的成本优势，几乎一夜之间，三星电子就让16M内存的价格暴跌至之前的4%，从而掌控了内存市场。1992年，三星电子超过日电成为世界第一大内存制造商，此后保持领先地位至今。
——存儲，而不是內存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宗教。2015年，日本70%的人口同时信仰佛教和神道教，仅1.5%的人口信仰基督教。韩国原本也是以信仰佛教为主，二战之后短短几十年时间，韩国迅速转变成一个以信仰新教和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8%，信仰佛教的只剩15.5%。从宗教心理的角度来说，韩国也更倾向于西方文明。
——有趣的角度不管芯片技术如何扩散以及芯片产业链如何迁移，美国始终都是半导体技术创新的源泉。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刺激了英特尔的成长，否则它绝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即使没有美日贸易战争，日本的内存产业也必定会向韩国或中国迁移。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战争中，都不是输家，真正的输家是苏联。
苏联在海湾危机和战争中的表现说明，它作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已名存实亡，昔日的超级大国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既是打伊拉克，也是在打苏联。海湾战争暴露了苏联的虚弱，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结束后不过五个月，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不过十个月，苏联宣布解体。海湾战争、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居然在1991年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相继完成。
美国最初想把贸易管制与北约联系起来，将经济话题列入政治和军事安全范畴进行考量，结果遭到欧洲抵制。欧洲国家需要苏联的石油，不愿停止与苏联的贸易，但他们又不敢得罪美国。最终妥协的结果是成立了“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所以又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巴统有17个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14个欧洲国家。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分别以市场和计划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芯片和核武器、航天器等尖端技术不一样，因为核武器和航天器虽然投入巨大，但只是一次性的投入，可以凭借举国之力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计划经济反而可能有一定的优势。芯片却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经济才能发展起来的商品。虽然芯片厂的建设及芯片的设计开发成本非常高，但是当分散到大批量生产的通常以百万甚至数亿计的芯片上，每个芯片的成本就变得非常之低。这么大数量的芯片只能通过市场来消化。摩尔定律还决定了芯片产业需要持续进行巨大的投入，因为落后制程的芯片价格跌得很快，一旦停止或减少投入，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必然落败而且前功尽弃。所以，芯片产业必须能够实现自我良性循环，即通过芯片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来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支持新一代芯片技术的研发和资本开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芯片产业上做数十年的巨大投入而不追求利润回报。所以，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支持得了芯片的发展，计划经济注定与芯片无缘。
——這個邏輯鏈條思路沒啥問題要让芯片的性能按照摩尔定律的路径演进，需要全球半导体产业界的分工合作与共同努力。摩尔定律决定了半导体技术落后的国家是无法依靠自主研发来追上技术领先的国家的。因为芯片技术是以指数级的速度在进步，技术落后的国家只搞自主研发，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是半导体技术后发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因为西方的技术封锁，社会主义国家全都被排斥到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之外，无法分享到芯片技术进步的成果。苏联根本就没有可能跟上摩尔定律发展的节奏，它的半导体技术注定会以极快的速度越来越落后于美国。
——當下的中國寫照战略科学家江上舟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都在极力推动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他在研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时曾感慨：“美苏技术竞赛，苏联失败，致命之处不是因为在粮农、畜牧、轻纺、采掘、冶炼、交通、能源、机电、化工、医药甚至航海、航空、航天等非高速发展产业领域缺乏高级尖端技术。苏联失败，致命之处，乃是输在成长轨迹遵循摩尔定律日新月异飞行跳跃的半导体微电子产业领域；苏联高速发展之信息产业步履蹒跚、日趋滞后。”吴军博士也认为：“俄罗斯和东欧，以及中东地区今天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错过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信息革命。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前，根本就没有半导体产业，甚至很少使用集成电路。”
——雖然還無法反駁，但總感覺不大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落后，是有历史原因的。新中国一成立，美国就对中国实行新的出口管制制度。朝鲜战争期间，巴统专门针对中国设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执行对中国的禁运。巴统对中国贸易开列了一个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
——原來清單條目比蘇聯老大哥還要多由于巴统的技术禁运，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建和一批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来发展半导体产业。这些人有王守武、黄昆、谢希德、夏培肃、汤定元、黄敞和林兰英等，他们为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打下了第一根桩。1965年，中国研制成功第一块芯片，仅比美国晚七年，与日本同步，比韩国早了十年。新生的中国半导体产业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和计算配套。可是，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东西方隔绝，中国半导体产业无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原來第一代還是這麼接近的王守武回国后，向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钱学森汇报情况，钱学森却表示有心无力。一来国家没有钱，二来“四人帮”正在批判“洋奴主义”。钱学森晚年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假如那個時候有搞，或是怎樣的局面？中国得以顺利实施“531战略”的背景，是巴统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在不断放宽。然而，到了1989年，欧共体首脑会议做出新的决定，禁止对华军售，巴统也随即终止对华尖端技术产品的出口。
——其實你看時間點，會發現每個時間都是體制爆發問題的時間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国再度对芯片重视了起来。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贝岭视察，在显微镜下仔细地看贝岭的芯片，他说：“像好多层的楼房。”贝岭公司总经理陆德纯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就是通过合资才首次从国外引进的。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大家：“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好有智慧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