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变迁》
- 原作名: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 中文版副标题：世界货币、美元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 （疯狂吐槽!）
- 产品随想注：本书对阅读者对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认知，要求会比较高，另外：人名也非常多
- 第十一章，是为中国单独写的一章
- 本书结尾的系列附录讲话，是对书籍正文可能略枯燥内容，很好的补充
各种序
修订版推荐序 （张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以《时运变迁》为中心的学习笔记）
相较而言，《时运变迁》则是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联合讲授国际经济课程时的提纲， 其专门性和反思性是其他亲历记乃至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成书来源是课程提纲1944年在人类公共事务和智识生活的历史上颇值得大书特书。
- 奥地利移民英国的哈耶克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
- 匈牙利移民美国的波兰尼则出版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以凯恩斯和怀特为首的美英两国货币金融专家，设计布雷顿体系。
总而言之，在国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斯密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市场的好处；在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上，李嘉图论证了政府最少管制贸易的好处；而休谟则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货币政策的好处。人类经济在19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繁荣发展，就在三个英国人思想（也许还有皇家海军所保证的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展开了。
──日不落帝国“特里芬两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雷顿体系虽然正式结束了，它所体现的，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政策原则，却通过以 “G7”为代表的民族一国家间协商机制得以实质上的延续。
政府间协调的主要任务则变成了防止某国政府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通过主权行为来操纵汇率，其最著名的例子即是1985 年的“广场协议”。
中国在1994年元旦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夜之间贬值50% （从1：5.7到1：8.6)，并长期实行实际上的钉住美元政策。
──非常想知道，当时这个决策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进人世界经济体系之前，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和美国之间早在冷战初期就已经建立起这种“美国开放市场，其他国家压低汇率形成出口”的经济循环模式。事实上，所谓东亚经济奇迹中的目本、“亚洲四小龙”和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
战后西方经济政策的重心之一，就是确保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暂时或长期失利的那部分人，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帮助。e.g.
- 布雷顿体系许可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汇率手段来保护本国经济
- 关贸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紧急情况下的贸易救助措施
-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的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既寻求自由竞争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改进，也同时体认以下事实：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都能公平地获得这些好处，而出于正当的伦理、宗教、文化、社群等考量，国家应该在综合考量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后，在经济利益的分配方面扮演均衡性的角色。
问题在于，在20世纪 80 年代的撒切尔夫人、里根革命之后， 上述共识开始在西方主要国家内部逐渐瓦解。各种社会安全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都出现了向右转，也就是更强调竞争中优胜者的利益的倾向。20 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和布菜尔政权，通过“第三条道路〞的掩护，其实代表传统的中左政治力量对右翼政治力量做了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历史性妥协。
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内部，一方面是资本所有者和高级技能拥有者，也的确得到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使用自己的资本的巨大好处，而另一方面中下阶层却以失业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方式承担着这个全球化的最大成本。当然，在发达经济体向右转的经济政策的示范下，即使在那些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其分配模式也在日益复制着发达经济体的模式。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后冷战时期，与冷战时期相反，国家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在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内部， 与冷战时期也相反，各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却加大了。
- 冷战期间，布雷顿体系及其后续安排，对于世界的发展问题无能为力。后冷战时期，布雷顿体系的重建似乎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只可惜，这种解决发展问题的方式，却是以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社会和谐的丧失为代价的。赞成英国脱欧的人们说：“我们何曾得到了一体化的好处？”支持特朗普当选者的理由是：“我们的工作被中国人偷走了，特朗普会帮助我们找回来。”
中文版作者序 保罗•沃尔克
- 中国渴望在各类国际论坛中，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是自然的，同时也很合理。人民币的储备货币身份似乎对政府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但其实际作用仍有很多疑问。
──“象征意义”描述如此直白......
中文版作者序 行天丰雄
《时运变迁》英文版于1992 年面世。那一年，克林顿在美国成功当选总统。有人告诉我，政府工作人员为新总统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荐读书单。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时运变迁》居然在列！
在《时运变迁》中，我和保罗．沃尔克力图告诉我们的读者他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研究生），世界经济始终被高度复杂的动态因素驱动着。其中，有一些因素可以测算，有一些不可预测；有一些可控，有一些则无法规避。结果是，时运的变迁成为常态。
英文版推荐序 C.弗雷德.伯格斯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名誉所长）
本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别有助益。
- 第一，《时运变迁》展示了见证者直接观察到的，在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主要大国，当时在努力维护繁荣和稳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关键转折点。
- 第二，沃尔克是20 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政治家， 本书则是他出版的作品中，最接近其自传的一部。
- 第三，行天丰雄和沃尔克均断然否定了广泛存在却完全错误的观点：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合作的努力，尤其是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在 90 年代初期的衰退，乃至此后其“失去的二十年”。
- 第四，本书的副题是“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
《时运变迁》的写作时间，与其著述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间较为接近，可能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对希望理解当今世界经济关键成型期的读者而言，它可谓必读之书。
英文版编者序 劳伦斯．马尔金
- 书中的资料年表、术语汇编、文献目录和有价值的图表及统计数据，由普林斯顿年轻学者组成的出色团队提供。所有参与者的努力，都旨在提醒公众关注，他们从事过的领域非常重要，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的私产，本书的内容即为示范。
──非常棒的一种方式
英文版作者序 1992年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
我们这些经历对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启示，被留在了最后一章的反思中。我们熟知过去体系的挑战、矛盾与困境、成功与失败，这些一手经历并非与未来无关。这是我们要将自己的经历著述成书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与他们的合作，我们得以确信，政府所遭遇的挑战，能够而且必须促使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并带给他们极大的个人成就感。
产品随想注：本篇作者序，非常流畅易读，明显比给中文版写的，要用心很多
导言 保罗.沃尔克
产品随想注：本书第1到10章，提到的“当今”“现在”均指的20世纪90年代
日本的崛起是新形势的缩影。它已由贫穷的战败国变成了经济强国，巨额储蓄远超其国内需求。日本为消化其产品和资本输出，严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市场，但对于维持和管理为其带来繁荣的自由国际体系，却不确定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
──90年代的日本，恰如20年代的中国国外回来的一位老友曾对我说，他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就像一部努力使美国国际地位衰落得体面和有序的长篇小说。
──文化人的嘲讽，哈哈哈虽然美国仍然是最开放的世界经济强国，我们却逐渐发现，自己在与国内的保护主义角力；与国际金融机构交往时， 我们更多关注短期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在这些机构内外，我们既想削减对它们的财力支持，又想在其中保持最强大甚至是支配性的影响，显然二者不能长期两全。相反，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
──与特朗普的削减世界组织的支出，一样的逻辑
导言 行天丰雄
在我看来，两国同盟关系（美日），基于几个不可分割的核心因素。一个因素是，日本接受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另一个因素是，美国默许日本自由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战后初年，美国牢固树立起世界监护人的国家形象。这既是身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自信心使然，也是保护西方世界利益的责任感所致。日本成为美国导师门下最用功的小学生，不仅出自对美国战后援助的感激，也出于对实现与美国同等富裕、高效和自由的殷切渴望。因此，在所有学习和追随美国的国家中，日本付出了最艰苦的努力。
美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它和日本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要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必须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日本则必须像美国那样开放国内市场，同时要认识到，其生存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其他国家互利的国内政策调整。作为当今世界的正式成员，日本必须放弃几个世纪前的封闭岛国文化。
──对日本的批评直击要害，自省精神
第一章新的世界秩序，“二战”后的格局
在“二战”期间和和平过渡期内，达成了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角色的协议。这些协议为新的国际秋序打下了思想和制度基础。这种秩序以如下承诺为标志：汇率稳定、不特惠任何国家的非歧视贸易关系、饱受重创经济的快速重建，以及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本质上，这一切都建立在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体制理念基础上，这也是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选择退出的原因。
由于谈判仅有两个实际参加者，即两个获胜的战时盟国——美国和英国，谈判过程因此大大简化。
──因为苏联不玩但我本人并不怀疑这一点，即20 世纪 30年代美元的两次大幅度贬值（1931年在英国、 1933年在美国）的确给其贸易伙伴造成了巨大压力，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在当时引发了新一轮的不稳定。
──可能是因为大萧条人们到后来才清楚地意识到，美元的特殊角色暗含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运行不相容的特权和负担。具体来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用途，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即只要其他国家仍然愿意增加它们已有的美元储备，美国便可以维持国际收支赤字，而无须交出本国的黄金储备，也无须借入外国货币。实际上， 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的外国美元存款，以相对低的美国市场利率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融资，且对美国来说没有汇率上的风险。同时，这些增长的美元存款，也是其他国家新的储备和流动性的重要来源。
──即：“特里芬两难” + 发展中国家以低人权获得的美元会投资回美国
第二章 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丛林时期
而且我认为，将这一理念，即分设负责国内金融事务与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付诸制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损失。
──作者倾向于1个人负责这2块据他们讲，肯尼迪在黄金恐慌后入主白宫， 其父警告他说，维护国际收支、美元的稳定应当是他的重中之重， 因为一种强势货币是政府成本的根本。我到今天都认为这是个好建议。
当美元受到威胁时，政府甚至准备控制普通公民个人和私有企业的资本流出， 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所允许的。
──原来美国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眼下不想诉诸外汇管制，未来也不会。但我们可以另辟他途，在不过度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取得提高利率的效果。对资本外流征税就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对在纽约的外国筹资征税，税率相当于对其新债券和贷款额外增加1% 的利息。
──变相的资本管制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1906—1998）：美联储史上第九位也是任期最长的主席（比格林斯潘长5个月），自1951年4月2日至1970年2月1日，历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五位,总统。他在任时说过，美联储的身份，就好比一个“在聚会渐人佳境时收走大酒杯”的监护人。
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在对美元的依赖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种内在的致命缺陷。他指出，伴随贸易规模的扩大，所有的固定汇率体系都需要增加可用的储备，换句话说，就是增加可接受的国际货币，以满足增长的贸易和投资、融资需求。按既定的价格水平，将来的黄金产量不足以满足这种需求，因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满足增长需要的国际清偿手段来源将只能是美元。而把美元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手中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国际收支逆差。
几年来，英国为保卫英镑，采用了其他国家不愿采取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许多其他控制手段。但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二重要和货币，英镑最终还是贬值了；而且，即使是推迟贬值，也未能使拥有英镑储备的前殖民地国家避免大量损失。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利用一次事先安排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公开攻击。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元体系”给了美国一个“过分特权〞，美国能够在全世界为自己自由融资，因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不会导致储备流失，可以不受限制地用美元清算，而改变这一格局的办法就是返回金本位制度。他的语言很有煽动性。戴高乐说，是“在无任何国家特殊印记、无可争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在什么基础上呢？确实很难想象还有比黄金更好的标准，是的，就是黄金，其本质从不变化，可以同质地制成各种形状——金锭、金条或金币， 且没有国籍，已经被经久且普遍地视为永远最好的货币”。
──前半部分描述正确，后半部分给出的解决策略完全无效上述讨论发生在总统大选年。和8年前的肯尼迪一样，理查德．尼克松在选举过程中也被追问其本人的想法。他说，要抵制所有的诱惑，以打破旧体系的束缚；同时声明会进行激进的变革。 迫于商界压力，他的确完成了一个竞选承诺，即取消所有限制资金外流的烦琐管制。总而言之，官方的决定、学术界的争论、市场的表现以及对紧缩政策的不满，都透露出一个信号，布雷顿森林体系已陷入深深的麻烦之中，而且，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其已不值得挽救。
1963年，当政府（日本）提出新的《特定产业进步法》时，这种不和谐达到了顶峰。该法案的目标是，授权政府在其认为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域，鼓励私营公司合理化布局及合并。法案遭到了私营企业的抵制，这一事件也成为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它向日本政府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政府不能再对私营企业发号施令了。
──原来日本也这么做过，但日本企业没有如中国企业一样遵循（核心原因是中国企业需要政府批准以获得外汇）1955年到1966年，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 日本以 4.5%~5.5% 的利率总共从世界银行借人8.63 亿美元。这些资金被用于重修钢铁厂、发电厂、高速公路和铁路。日本战后大部分基础设施是在世界银行的融资支持下建成的。
──当时贷款利率也并不高诶，比中国房贷还低幸运的是，日本不像美国，没有越南问题、军备竞赛、钢铁工人罢工问题。日本也不像英国和法国，没有殖民地问题和国内动荡。因此，当日本同美国或欧洲国家讨论国际货币问题时，我认为我们日本人有一种十分天真但又确实存在的困惑：这些国家在就国际货币不稳定问题争吵时，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其国内问题。 我觉得那是一些日本人很真实、很天真的感觉。但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疏离心态下，我担心日本没有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明显自私的超然态度，日本本身正在被视为该体系的一个威胁。日本的自我定位， 与其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开始扮演的重要角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直到1970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时，日本才被迫正视这一现实。
第三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关键在于，像以前的金本位制一样，战后体系的实际运行严重依赖一个有能力和意愿的强国在管理和保护该体系中承担主导角色。
对美国来说，让美元处于该体系的中心有一些实在的好处。 它的确给了我们融资灵活性和某种政策灵活性。但为了该体系运转，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其中之一是维持一个其他货币可依赖的健全通货的特殊责任。如果没有一个世界主导力量准备承担领导责任并维持规则，哪一种固定汇率体系能够运行？在政治学家的行话里，这样一个主导国家被称作霸主，这是美国相当好地扮演了 20 多年的角色。
当我惋惜美国本来可以做点什么时，我在财政部的一位老同事萨姆，克罗斯®评论说：“如果你设想一个体系依赖于一个总是遵循正确政策的国家，你迟早会发现，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个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这个评论一语中的。我准备理智地接受这个事实，即只要时间足够长， 任何一个霸主要么变得暴虐残忍，要么只是脑满肠肥。但在我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时，我断没有准备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体系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至今我也不相信。
──依赖制度而不是依赖人，也可以扩展到：依赖制度而不是依赖某个国家我们相信，世界储备日益增加是板上钉钉的经济趋势，而且增加储备应通过美国赤字以外的手段。
毕竟不用多久，我们就得以美元贬值收场。他结束我们整个讨论的那句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今天不可更改的立场， 我不知道它今年夏天还是不是。”
──绝对不能过于信任政治家在演讲于1971年8月15 日星期天晚上发表后，我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们的作为有了很深的领悟。我曾担心，暂停黄金兑付会被美国人看作耻辱：美国已经被外国人搞垮了，美国人喜爱并珍视的美元正在被摒弃，我们应当转向国内、提高关税、削减援助并撤回驻军。但尼克松先生的表现，以及康纳利部长随后在星期一新闻发布会上的大派头，将一切更多地变成了一个胜利、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一切在国内的表现来看，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走低的通货膨胀，为1972 年的大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哈哈哈，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我的一位日本政府同行后来说， 他们曾误解了我们的意图，行天丰雄在本章的描述中证实了这一说法。日本人以为，我们只是不想卖黄金。他们原本非常愿意购买并持有美元，不想汇率调整。而汇率调整恰恰是我们所做决定的核心。我们真正不想做却又确实强加给我们的，是官方黃金价格的改变，数届政府都曾发誓不改变黄金价格。
──国与国之间，能说与不能说美国官方短期负债于1964 年首次超过美国黄金持有量。如果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即所有官方美元持有者恐慌并行使其兑换黄金的权利，那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依赖的美国黄金储备，理论上将会枯竭。而形势还在继续快速向坏，美国黄金储备到1971年时下降到了 110亿美元，大约 250 亿美元的官方短期负债是前者的两倍多。换言之，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手中的美元，只有 44%有黄金保证。美元信誉因此迅速恶化。
──日本人描述事情背景的能力，强很多我们后来得知，8月15 日之后，日本的银行和商号从国外借入美元并在东京卖出。日本官方总体上低估了这些机构在国外的融资实力。我们学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是，我们的外汇管制远不完美。这对那些官僚们是一个震动，直到那一刻，他们还以为他们对私人银行及其外汇交易实施了严格控制。
──中国如果放开资本项自由流动，也会发生这个事情11月15日，大藏省在其高层会议上决定，接受美元对黄金贬值6%的方案，同时联邦德国马克升值3%，日元升值6%。这将意味着日元币值对美元总共升值了 12%。我们测算，这将在美国经常项目收支中产生约65 亿美元的变动，或是美国所谋求结果的一半。我们提议升值幅度 12% 的原因是，市场已经使日元升值了约 10%，经过我们进一步测算，美国10% 的进口附加税所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当于日元再升值2.2%。
──逻辑清晰合理我们试图与法国联合，接着是与德国，但都失败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日本的情况过于特殊，没有国家愿意和我们联合对抗美国的重压。这真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收获。后来我们才发现，美国在和欧洲人组成联盟，抱团对付日本。然而，我们没有审时度势并努力找出我们如此孤立的原因，相反却采取了非常被动的防守姿态。史密森会议由此成为日本人心路历程中一个相当不幸的分水岭，至少令官僚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孤立感。
──国与国最后，1971年的危机给了日本很多教训。首先，它暴露了日本对本国经济实力以及无法抗拒的市场力量的严重低估，甚至是无视。它也在日本人中间留下了深刻印象，即日本处于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而不幸的是，这种印象强化了我们的防御姿态，在此后多年里依然固守。所有这些事件的演变， 没能给予日本急需的鼓励，以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经济调整和汇率调整明显缺乏完善机制时，在国际上扮演一个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角色。国际货币形势因此朝着更为混乱的方向发展。
第四章浮动和放任自流 127
最后，我们不喜欢十国集团论坛作为改革讨论的场所。它由共同市场国家。和瑞士主导，基本上信奉充分可兑换下的牢固体系思维。日本的立场捉摸不透，当然是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对美元的激进态度，但不能指望其作为自由化和灵活性的强大力量。尽管英国、加拿大和瑞典也许对一些观点更具支持态度，但十国集团作为整体更像是满满当当地塞实了最保守的欧洲思维。
舒尔茨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的学术源头却是芝加哥大学，他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多年来一直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该学院的学术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一—包括货币主义以及浮动汇率的国际传导——舒尔茨是众多信奉者之 。从思想的角度，毫无疑问，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一目了然。
一位更学者型的美联储同行罗伯特．所罗门◎不久向我指明，我的方案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凯恩斯的早期改革方案相似。实际上，我们从明显相似的角度提出了方案：英国是一个有赤字的储备货币国，凯恩斯不想让所有调整压力都集中在英镑上。当时的长期顺差国家美国就反对凯恩斯的观点，就像欧洲国家在 30 年后反对美国改革的计划一样。
──30年，历史总是在重演谈判中的其他参加者从没有对新体系提出一个类似的综合性设想，这在我看来是某种现实的反映。在美元成为诸事中心、针对美国谈判方案的所有批评之后，似乎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提出一份关于新货币和贸易体系的意见，且该意见真正考虑到所有参与国的需要。可能我的想法自私而幼稚，但我相信，当时美国在重要事务上的立场特点是，既考虑到了国际利益，也考虑了美国国家利益。这实际上不是利他主义的问题。当一个有实力的大国采取行动时，它必须考虑反馈效应：该体系中其他国家的预期反应。
实施多边监督的设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并没有真正实现。同时，形势也逐渐明朗，即随着浮动成为事实，国际体系的运行其实不是基于正式规则，而是日益基于权势部长们的会议——很快变成了首脑峰会，后者体现着这些国家间的官僚关系。尽管日本也是这个核心俱乐部的成员，但它是后来加人的。在1973年春季白宫图书馆非正式会议的组织过程中，这一点颇为明显。当时， 乔治．舒尔茨邀请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财政部长。日本大藏相得知这个秘密会议时很是嫉妒，并决心再也不被排除在外。
保罗．沃尔克后来告诉我说，真正的原因是伯恩斯自己想来，而舒尔茨认为自己是伯恩斯的学生， 出于尊敬不应该拒绝，尽管实际上他们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致。可以想见，当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知道这些后，阻止他们参加下一次会议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他们成了例行参会者。但就像保罗．沃尔克在其最近的中央银行展望中提醒我的那样，美联储主席不仅仅是被视同，甚至是高于美国内阁部长，而关于这一点， 在我没有被美国政府不可思议的等级制度搞糊涂之前，最好打住。
第五章 协调行动的尝试
财政部长助理杰克．享尼西很快提交了一些初步方案， 即建立由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共同管理并提供财政担保的新机构。这耗尽了我们的想象力，但很显然这将牵涉大量的侵犯国家主权问题、授权决策问题，还有组织架构问题。而且，金融问题虽然重要却只是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危机对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均衡的影响将更深远。
──OPEC组织建立的背景但整件事加深了我脑海里世界财经官员的一个重要成见：关于财经难题的重大协议，最好还是通过各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官员间的平静协商来实现。后来我才了解到，在处理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官员们就喜欢把财政部长们排除在外！
主要石油出口国发现，将他们积累的大部分美元存进知名的国际大银行很方便，特别是以短期欧洲美元的形式。欧洲美元是存放在美国之外银行机构的美元，包括诸多美国银行的伦敦分行里的美元。这些当时流动性充足的银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那些由于油价上涨陷人严重外部收支赤字的政府中， 发现对这些巨额资金有意愿的借款人。最终放贷人——欧佩克 (OPEC）国家——很满意它们找到了一个存钱的安全港，而一旦它们需要花钱，又几乎可以马上从它们的银行收回资金。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的最终借款人借此以相对较低的利率获得期限通常为几年的中长期贷款。
卡特班底都接受过专业的经济学训练，并目睹了政府在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大举措。他们支持浮动汇率，但出于本能和经验，他们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积极分子，笃信政府有能力最大化经济乃至市场自身的绩效。
克莱因支持国内财政刺激措施，以应对上一次衰退后的高失业。他同时指出，持续的国际不平衡正助长着汇率不稳定。他的解决措施很直接：在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既定背景下， 为确保最佳成效并避免大幅度失衡，必须说服顺差国扩张其经济， 特别是在这项战略中被定位成动力十足的潜在“火车头”的日本和德国。
事后看来，整个火车头战略很容易受到质疑。这一建议就其构思而言，似乎足够合理。但解释、推动并为之谈判却花费了太长时间。等到被实施，借用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说法， “基本经济和金融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就在石油价格一倍甚至两倍地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冲击巨大时，大多数国家却正忙于积极的扩张计划、预算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退一步讲，火车头战略证明了一点：如果决策执行前的计划和谈判过程需要持续数月甚或一年或更久的时间，那么这个过程将存在不可避免的时间风险。20 世纪70年代， 意外事件尤其多：石油冲击、糟糕的经济预测、刻板的政治和立法、地区性战争和革命，以及市场心理的重大变化。但这些现象一直都是经济生活中的风险因素，这一简单事实表明不要过度迷信精心的协调努力，因为那些努力并不容易适应新环境。1978 年以来，再没出现过如此雄心勃勃且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协调努力， 由此判断，这个教训应该是被吸取了。
这种由出口带动的复苏在国际上招致了猛烈的批评。整个 1977年，日元升值压力不断攀升。日本当局试图通过干预货币市场并卖出日元买进美元，以使日元升值减速，但只是徒劳。为了避免日元升得更高，我们1977年实施了其他国家所称的“肮脏浮动”，买进了 60 亿美元（尽管日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但日元对美元还是从291 上升到了 241。
──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批评从1973 年到 1978年，美国家庭部门净储蓄锐减，而企业部门净投资却自 1975 年起急剧增加。虽然政府净赤字显著降低，但其降幅并不足以冲抵家庭部门储蓄的减少，而后者传统上为政府和工业赤字提供融资支持。结果，外部赤字按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计算迅速上升。换句话说，美国不得不借用国外储蓄来替代补充本国储蓄。日本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家庭储蓄水平非常高，企业部门的净投资却下降得厉害。尽管政府也在增加其净投资，但却不足以抵消私营部门的紧缩效应，到头来，日本的外部顺差非常急剧地上升。
──中国如今的情况，貌似与日本非常像这段时期的一个重要教训，特别是对日本来说，就是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当局仅靠逆市场基本超势的干预是无法操纵汇率的。这个教训我们花费了数十亿（日元）才学到。我们也学到了，汇率本身的变化，并不会对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产生很快的影响。这一点在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表现中无疑是明显的。
美国以为，确定具体的量化目标并为我们的宏观经济运行设定指标是可行的。比如说，让日本接受 6.7% 的增长率这样一个精确的增长目标，这是根本性错误。只要客观地考虑，怎么能有人承诺，一个拥有1.2 亿人口的经济体能够被微调，以实现如此精确的增长率？那段时间里，试图使国家经济运行达到那种量化目标的心态，是完全错误的。我担心，这同样适用于后来几年中使用经济指标监测国家经济政策效果的做法。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谈论国家经济表现，就好似它可以被精确调整到那种程度，也实在是叹为观止。
──官方吐槽，到位金融界当时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第六章控制通货膨胀 203
不夸张地说，在我看来，那场预算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卡特总统在向美国人民树立政策连贯的强大行政形象时所遇到的困难，虽说他个人声望颇高且信念坚定。
1981年里根政府的减税法案，即其供给侧计划的核心，开启了大规模减税和预算赤字的过程。这一过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美联储的人只能旁观民主党、共和党双方政客们的政治角力，看谁能把税减得更低。我向国会建议所有减税政策都应该伴随开支削减，但没人乐意听。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奇怪且矛盾的形势。一定程度上，美元的强势通过使进口品保持低价且比美国产品更有竞争力，帮助抑制了通胀。但假以时日，这种情况就俨然从有帮助变成了潜在的灾难。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正在以一种可能造成持续损害的方式被削弱。
我们提出高利率的确恶化了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美国的利率下降1%，拉美每年将减少 40 亿美元的债务负担。我们没有得到华盛顿的任何回应，感觉那段时间实际上在同一群聋子说话。
──这段时间美国的动作，其实也给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加大了不少债务偿还负担然而，日本和德国当时都没有直言不讳的勇气，这也是事实。 我们若指责美国，虽然貌似说得过去，却始终有一个担心，即美国会回应说，世界需要增长动力，一旦美国削减赤字并减缓经济速度，谁又来代替其作为增长发动机？那个时候，这一针对日本经济的问题的明显暗示，就会令我们丧失继续讨论的勇气。所以， 允许我这样说，在他人的罪过中，存在一些相互默许，因为某科程度上，我们都是罪人。这种情形尚未发生明显变化。站在美国的角度，这是一个主要的失望根源；在我们目前进行的协调努力中，它也几乎始终是失望和不满的缘由之一。
第七章应付拉美债务危机 233
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关税的大幅削减以及其他进口限制的放松，有些甚至被完全取消。政府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如航空、 电话公司——甚至一些银行（在市场上，那些墨西哥最大的银行比一些更大也更为知名的美国机构更值钱）被出售。受优待的制造商享受的补贴被削减，更现代的资本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参与合资企业更为便利，偶尔甚至可以涉足石油化工和原油开采这样的敏感领域。
──是不是可以说，到了一定的危机阶段，国企也会陆续被卖出，未来的中国是否会走到这步？官方介入在当时和以后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完全符合经济学初级教材阐述的中央银行的一项主要功能：充当国家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人”。这一论点指的是，当贷款意愿缺乏预示着一场金融恐慌时，中央银行能够填补这个真空，在必要时为此创造货币。事实上，那就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共同做的事，这也使得事情复杂了许多。但最后贷款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相同的，无论是国内解决还是国际解决， 答案永远要求判断力。
19世纪英国财经作家沃尔特．白芝浩。写下的耳熟能详的教科书名言：自由地放贷（他说，以高利率）以恢复流动性，但如果问题关乎清偿能力，千万别这么做。说白了就是，如果银行只是现金短缺，它需要的全部借给它；但如果它是基础不牢（资不抵债），那就一个子儿也不借。
在原苏联版图内，债务偿付中断很常见，对处于经济混乱中的新国家来说通常是这样。但就其经济潜力而言，1992 年估计为 600 亿至 800 亿美元的那些债务，还是可以应付的。按人均计算，这些债务只古拉美国家债务负担规模的 1/5，或者不到 1/5，而且那些新的共和国人力、物力丰富。
1984—1986年，重债务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从310 亿美元上升到 490 亿美元。它们的偿债比率在这三年里从 24% 升至27%，这意味着，它们每年大概有 1/4 的出口收人被用以保证支付其债权人的年度利息，这些债权人主要来自工业国家。它们的欠债总额与年度出口收入比值，从165% 提高到 204%，或者说直逼公认的一国危险水平。为了向债权人履约，它们实际支付的资金比其得到的急需用于发展的资金还要多。 债务国 1984 年的资本净流出为100 亿美元，1986 年则翻了一番还多，高达240 亿美元。
但是，复杂的金融技术永远无法单独解决债务问题。保罗．沃尔克强调，最终答案来自债务国本身，但我必须补充一点：所有四方——债务国、债权国政府、债权银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应当共担成本和风险。政府过去乃至现在仍然极不情愿将私人风险转给公共放货人。我当然理解这种考虑，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1984 年，公共机构放贷在第三世界债务总额中占 38%，私人放贷者则为 62%。1990年，两者所占份额变化为各一半。无论你是否乐意，风险早已从私人部门持续转向公共放贷人，一味反对这种趋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整个合作过程，致力于在不造成一国破产或世界金融体系瘫痪的情况下，实现平稳减少拉美国家债务的共同目标，这个过程肯定会继续。像墨西哥、智利和委内瑞拉这几个国家，的确付出了艰苦努力，也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其他国家的表现并不乐观， 这种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一问题也不会止步于拉美地区，当类似问题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东欧出现时，我们学到的所有经验教训将适用且同样重要。
第八章制服超级美元：广场协议 285
这一事件代表了十多年前汇率浮动以来，泛大西洋和泛太平洋范围内最积极进取也最坚定的引导汇率努力。某种角度上讲， 它是1978年11月紧急美元防御一揽子计划的翻版。那也是一个美国提出的合作干预动议，突然改变此前对美元的态度和外汇市场管理模式。两次行动都需要其他主要金融强国的积极配合，两次行动都有意识地配合以国内政策。每次行动都以其各自方式反映了政策的要求：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控制权，以应付曾造成很多政治麻烦的大量的、紧迫的经济问题。在1978 年，是对政策信心的普遍丧失；在1985 年，是贸易政策在国会和全国失控于保护主义力量的威胁。
但是，除了第一次行动目的是支持美元、第二次是压制美元这个明显的不同之外，这两次行动在一个重要方面存在差异。广场协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怎样深远的变化；广场协议是否会是迈向“更趋管理”的汇率制度的第一步；以及，为了支持这一努力，在经济政策的系统协调上，世界各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持续地投入真正的努力。这是我们在本书余下章节探讨的主要问题。我担心，答案不是肯定的，或者说，起码现在还不是。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些后台服务部门已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中心——根据银行规模大小，每年利润有 5000 万美元、1亿美元甚至2亿美元不等。不时也会有一些亏损，但对活跃的交易银行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外汇交易利润的量级和持续性。肯定有人损失，但不是外汇交易商，因此，金融界是浮动汇率重要的支持者，这是不言自明的。
美联储有意被设计为独立于行政执行部门，直接向国会汇报， 宪法授予其权力为“铸造钱币，厘定本币和外币的价值”。美联储完全对货币政策负责，没有任何目标。一些人可能喜欢把其描述为国内货币政策，但美联储厘定美国货币和信用时的作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汇率，甚至是世界货币供应量。国内和国际是一张无缝的网，因此有一个机构重叠。
在我的经验里，如果有着市场经验、现金以及利率这个王牌的终极责任的美联储强烈反对，财政部同样也不愿进行干预。最终结果是一种互相否决，事实上是把最后决定权给了最不愿意进行干预的机构。历史上看，这个机构通常是财政部。
文件中关于我们依赖外资的担忧，明确反映在我当时的公开言论中。美国的预算赤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5%，我们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出售证券以弥补这个赤字。美国人根本没有足够的储蓄购买所有的国债，也没有储蓄购买新住房和自己投资。美国因此被迫变成了依赖外国放款人的国家，而为了能够借到钱，我们不得不作为他们存钱的地方以维持他们的信心。
日本人看上去特别想借钱给我们。1985年之前，日元对美元贬值，没有达到德国马克（对美元贬值）那种程度的一个原因，是美国财政部通过长期债券从日本，特别是从日本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抽走了数百亿美元。显然，他们感觉东京没有同样吸引人的投资选择。我们依赖这些资金，但中间也有讽刺的事儿，为美国市场生产所有那些出口产品的日本工人，老年时将靠30 年期美国国债利息供养。
──中国工人年老时，可能也会如此，如果还有利息给他们的话在会议过程中，最令我吃惊的事情，是时任日本大藏相，后来担任首相的竹下登◎主动同意日元升值10% 以上。他比我们期望的要慷慨、干脆得多。行天丰雄解释说，日本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压力感到紧张，准备接受日元的大幅升值，希望那些压力能因此转移。我确信竹下登的态度也让其他人感到吃惊，它是会议成功的很重要因素。欧洲人主要关注的不是他们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他们同意他们的货币一定程度地低估了国，他们关心的是其货币对日元的汇率。日元升值幅度越大，他们对自己的竞争地位就越放心。
──所以其实不存在广场协议，日本被迫接受的情况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美元或其他任何重要货币的价值上升 50%和下跌 25%，会对汇率体系的功能产生重大疑问。按照教科书讲授的理性经济决策，当汇率仅在12 个月的时间内就出现 30%甚至更大幅度的调整，汇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对一个选择在哪里进行明智投资以获得长期收益的商人能传达什么样的信号呢？由亚当．斯密最早描述的经济生活的宏伟计划中，就像个人一样，国家应该专注于他们的优势领域，如果汇率变动如此之快， 如何确定哪个国家生产哪种产品是最有效率的？对我来说，答案一定是：如此巨大的波动是体系处于紊乱之中的标志。广场协议注定只是应对诸多外汇市场紧急情况的又一个插曲，除非其预示着为实现更大的稳定而做出另一项更不懈的努力。
里根经济学始于1981年，它有四个主要要素：削减联邦开支， 削减个人所得税并伴以投资的税收优惠，放松商业活动管制，反通胀的货币政策。为这些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的供给侧经济学， 强调税后收益对收入和储蓄的重要性。因此，其鼓吹者支持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税，以鼓励储蓄和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机会。如果因此而出现预算赤字，供给侧拥护者认为经济增长将解决这个问题。
事后分析，我们能看到两个误判。首先， 减所得税没能增加储蓄，而是增加了消费。同时，事实证明削减联邦开支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防支出的增加和社会福利支出（主要是社会保障、医疗和其他由国会批准的中产阶级和老年人福利） 的增加。到1980 年时，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同政府部门赤字还大体相当，两者抵销还能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净储蓄额尚足以在财务上支持其政府的过度开支，不需要从外国人那里借钱解次预算赤宇。但1980 年以后，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间平衡恶化了，同时联邦赤字进一步扩大。这些变化相结合，导致了一个更高的利率、强美元和一个巨大的对外赤字。对外赤字使美国从一个在1981 年拥有1410 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一个在1985 年净负债1110 亿美元的债务国。仅仅四年，一个2500 亿美元的浮沉
但这样做也终结了五国集团。直到当时，它还一直是个秘密组织。在非常紧密的官方圈子之外，没有人准确知道五国部长什么时间在哪里开会、讨论什么问题以及有什么共识。这是第一次提前公布五国集团会议，并在会后发布了公报。这当然直接引发了意大利和加拿大要求成员身份，后来其他国家同样要求。最后，五国集团（如果不能准确地说是被取代） 同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会议和峰会重叠，其传统的私密和非正式交流作用被大大地削弱。
得知产业界和公众并不真正担心日元汇率，意见领袖群体却同他们在1971 年时一样继续着小题大做，对我而言，这是相当沮丧的事。我对此感到非常压抑，因为这表明日本人对“圆强”的过敏反应在1971一1986 年间就一直没改变。尽管有着对强日元的尖锐批评，但自由民主党在7月6 日的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我想我判断的公众态度——对日元升值不太关心——是正确的， 但争论仍然会存在。可能只是到了 1986 年年底，这种歇斯底里才开始减少，因为政府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强大的日元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好处多于损失：更低的进口价格，更多的消费者满意度、海外投资机会，以及更强的商业合理化激励。这种转变在当年秋天相当明显地出现了，但对包括政治家和大众媒体在内的所有群体来说，认识到强货币的这些好处是个缓慢的过程。
第九章 经济管理的更多探索：卢浮宫协议
-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最后几年里，有一件事情变得明朗清晰且不容忽视。日本俨然已成为国际货币事务舞台上的主角，20年前， 它刚刚作为新兴工业力量，首次被邀请加入经合组织（OECD）和十国集团。它的产业竞争力，以及那远超其本国大型产业投资项目所需的储蓄倾向，巩固了其在金融领域的关键地位。即使是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实力和高储蓄率的结合，也造就了对美国和（相对较低程度上的）欧洲的大规模贸易顺差。与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相映照的，是日本资金潮水般涌入世界资本市场。资本需求在美国尤其显著，多年的经济扩张后，美国的赤字仍然高达每年 2000 亿美元甚至更多。
第十章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
关于我们的信誉，客观的观察家仍然承认，美国拥有所有先进国家中最开放的市场。但变化的方向却不那么让人放心：同十年或二十年前相比，是我们的壁垒一直在增加。根据目前的各种估计判断，美国接近 30% 的进口货物受制于某种数量限制。大部分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一直在朝着更开放的市场发展。无疑， 就算是没有了关税和配额壁垒，美国以及亚洲和欧洲的公司，要想打进日本制成品市场仍然是极其困难的。但如果日本社会和文化本质上仍坚持出口驱动和进口抑制，我认为不能以此就认为日本在增加不公平贸易举措。事实上，日本的制成品进口一直在大幅地增加。
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惬意的美式和平岁月”过去了，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国已经被国际责任和不公平的外贸实践或国内问题耗尽、榨干。相反，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要做的是恢复那种力量和稳定上的自信感。那么，我的判断是，其他国家，老盟友和新兴民主国家、富裕国家和仍在为富裕而奋斗的国家，将依然欢迎来自美国的建设性领导。未能承担这个责任将危及我们面前所有的光明前景。但简单的事实是，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前，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应付这个挑战。
保罗．沃尔克已经指出，要求一个国家担负维持和运作一个体系的所有责任是奢求，但那正是英国在19 世纪末维持金本位制和美国 1945—1965 年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做的事情。那时，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拥有主导力量，如同世界霸主，且它们都有强大的外部经常项目头寸，提供融资支持相应体系走过正常的商业和贸易起伏周期。这种融资并不需要仅仅以经常项目顺差为基础，它们经常出现贸易逆差，但其海外投资利润和其他国际收益远超这个逆差。两国也都维持过恰当的国内政策，没有出现通胀或通缩的大幅波动。当这些条件消失时，这种制度就崩溃了。
我已经说过，我得承认除了接受眼下的多货币体系之外，似乎别无他选。用黄金、一个新发行的特别提款权，或任何其他新创造的资产取代现行体系，看上去是完全不现实的，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产生的新一轮通胀将吞噬整个世界经济。黄金价格将不得不大幅度提高以保证足够的储备取代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将不得不创造巨量的特别提款权，那是政治上不可接受的，经济上同样也是不现实的。
第十一章 走进不确定的时代
不过，担忧没有变成现实，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尽管美元债务变得庞大，美元发行者美国，作为最强大的经济体，其地位根本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其他无关，恰恰意味着出曰国的额外需求。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之所以能靠出口带动增长，都得感谢美国的赤字。这些顺差国家将积累的美元用于美元资产的投资，比如美国国债。换句话说，美元再度回流到美国，并帮助拉低了长期利率。结果，美国家庭得以继续借到便宜的资金，并花贵更多的钱。
顺差国也无法独善其身。2007 年危机使需求崩溃，暴露了出口拉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外汇储备的积累增加了国内的通胀压力， 导致汇率政策很难实施，丧失了国内货币和结构性政策的灵活性。
──中国面临的困扰我之前提到，美国太过依赖家庭消费和金融服务业。结果，随着经常账户赤字攀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对美国的信心被逐渐侵蚀。但我不得不赶紧补充的是，关于美元崩溃的惊悚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2007 年危机是金融危机， 并非美元危机。相反，某种程度上，正是2007 年危机，让世界意识到了美元作为国际流动性中心的关键作用。然而，2007 年危机也确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并对美元作为全球关键货币的信誉有所破坏。去美元化进程正在放慢速度。
我们所处的 21 世纪则不同。中国有清晰的国家日标去挑战美国的单一霸权，并在倾全国之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逻辑的显著特征是，其坚信美国哀退和中国崛起是历史必然，所以时运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可以耐心地等待熟透的苹果掉下来。
──这种“历史必然”并无逻辑支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单一霸权领袖。自2020年起，人口的数量下降和老龄化，能源、水、原材料、食品和环保等因素的制约，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现实的约束。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方向和速度还不明朗。我前面提及对世界领导者所要求的六种实力，迄今为止，中国还不拥有能俘获世界信任和尊重的领导者特质。
──认可作者的这个说法我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不会很快结束。我们要面对历史性文明冲突，这一风险确实存在。一言以腋之，21 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
附录一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华盛顿特区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年度大会上的讲话
考虑欠佳的越南战争及其财政和政治后果，动摇了金融基础。一种悄然发生的思想转变也越发重要起来。罗伯特．特里芬指出了基于某种单一货币建立货币体系并提供国际流动性的终极两难，颇令人信服。特别提款权的设计就是对这类批评的回应，但特别提款权有限的数量及承诺并不足以抑制担忧情绪的蔓延。
尤其是美国，在20世纪 70年代遭遇了不如意的十年通胀，并以滞涨告终。尾随而至的是 80年代拉美债务的重大危机。这十年在后期发生了一次紧张的银行业危机，接着是一次新的墨西哥危机，然后就是非常严重和极具破坏性的亚洲危机。不到十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和影响程度，又被 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机和严重衰退盖过了。画面并不好看。至少，我们已经被提醒，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尽管可能是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却也容易引发危机。这类市场越是复杂，越是相互关联，越是不受政府规制， 其共同风险就越大。
──但我们如果把每一次的金融危机，当成了这个浮动体系的一次自我修正与完善，这是否可以说明体系本身有极好的健壮性？
附录二 债务危机评述
- 在本书作者主持的普林斯顿研讨会上，将 20 世纪 80年代大量时间致力于遏制债务危机的三位专家讨论了他们各自的经验。 以下是他们发言的精彩段落。
威廉姆．R.候德兹 （花旗银行国际部高级主管）
- 容我总结一下1982 年之后个人认为至关重要的几点：
- 第一，监管者和国际金融机构人士常常批评银行过度放货， 说我们在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回流行动中表现糟糕。但五国集团和政府部门又在哪里？它们不愿承担一点儿领导责任，于是商业银行接过了担子。如果当初工业大国决定参与领导回流行动及其他工作，并且更加积极地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 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银行已经尽力了，尽管有时表现得不够好，但也没有其他人挺身而出。
- 第二，危机初期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即所谓的逐案或曰逐国解决法，一个现在还在沿用的决定。所谓的全球措施作为替代方式，有一个缺陷：不能适应每个单一国家变化的需求。这也是它们没得到债务国支持的原因。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措施也需要量体裁衣。缺乏这样的措施，国家重返自由资本市场之路可能陷入阻滞。
- 第三，总体而言，顾问委员会制度在同时服务于债权银行和债务国本身的利益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已经成为债务国政府的一种非正式渠道，如果没有顾问委员会，债务国会发现，任何时候想要和世界各地上千个银行磋商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 第四，尽管商业银行家被诟病为帮助不大，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满足了重组国家对新货款或债务削减的融资需求，而且无疑为那些制定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的国家做了这些工作。债务危机一开始就存在的一个主要概念性错误是，认为债务国面临短期的流动性压力，因而所需要的只是18~24 个月的稳定计划。这种想法导致那些计划最多持续两年至两年半。债务国常常忽略了需要同时实施包括私有化在内的基本经济结构改革，以便为投资和增长铺路。如果国家基本结构不改变，经济不开放、不进行私有化， 一次次的稳定行动将会接连以失败告终，但许多人不理解这一要义。
──商业银行的人讲话，果然比政府官员讲话，好懂许多
安赫尔• 古里亚 （墨西哥财政部国际金融事务副部长）
对债务国而言，整个问题是关于资金净转移和流向的：多少资金流人这个国家，又流出了多少。这就是债务危机的实质与核心：净转移，或者我们喜欢称之为“鞍点”。这么说吧：在容许一国经济仍以政治上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增长的前提下，你能允许从该国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大净转移量是多少？整场债务危机就是关于持续获得投资、持续实现增长的能力。我们的难题是，1982 年正向流人债务国的资金流中断后，凸显出债务负担过重。然而， 在没有这些我们已经习惯的资金流入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继续支付债务利息。于是一个极大规模的逆向转移产生了，由于相当大比重的本国储蓄并未投资国内，而是逃往海外。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那对中国，能允许的最大净转移量，会是多少？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必须动用大量已然稀缺的国内储蓄，而不是拿外部储蓄补充国内储蓄。一旦你使用大量储蓄还债而非投资，资本形成和相应的增长将突然停止。墨西哥必须每年创造 100 万份新工作，如果我们不投资、不增长，就办不到。增长是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还得是价格保持稳定增长。离开增长，不单单我们的经济计划，整个政治形势也会岌发可危。
──中国比墨西哥的优势在于，外债还不多？基本是内部债务？以及中国可能需要新工作是在千万级别一开始使用的是“得过且过〞战略。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借给高负债国家已欠债务的一部分，这样后者可以继续全额偿付。 但那远远不够。净转移的问题从未真正解决。最初的目标是维持银行运营。它们借给我们一点点资金，我们必须费力挤压国际收支，以产生其余资金来还债。债务国因此被迫从贸易和经常项目上获取大量盈余，这些加上借给我们的微薄“新资金”，方够付清利息账单。债务国这么巨大的牺牲一—保住银行啊！
问题是，一段时间之后，即使少得可怜的“新钱”，能借给我们的也已不再是银行，而是政府了。银行不作为了。这个战略， 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贝克计划，实施两三年后，政府也开始察觉自己也不待见它。为了还钱给银行，公共资金开始注入债务国。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不是很讨喜，而且鉴于债务国不会实现增长，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它也不是很有效率。的确，经过几年的“得过且过”，借上些钱确保我们勉强糊口，到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增长，因为大量资金在流向国外，回到手里的只是我们支付利息的一小部分。1987 年，银行更强大了，人们开始说：“也许是债务太多了。
──这两Part的描述，非常精确墨西哥开始寻求为本国债务打折的方式。1987年年底， 在J.P.摩根公司的帮助及美国财政部的同情下，墨西哥出价，以新发行的20年期由美国财政部“零息债券”担保本金的债券，交换打折的旧债。这意味着，我们将用 70美分或 80 美分质最更高且部分担保的债券，来交换 1 美元的旧债。这是第一次为一个债务大国精心组织市场化的、自愿的债务削减交易，结果成为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我们的教训是，糟糕的债务谈判也许是不能持续的，但只要经济政策有好的配套措施，哪怕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债务谈判，也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好的经济政策。如果你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那么减轻多少债务都不够。但如果债务没有减负，你就无法开启“良性循环”。
──即：针对一个真正想还钱的债务国，需要做到1）良好的国内经济政策帮助增长；2)适当的国际减负以降低高昂债务
曼纽尔• 桂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部副主任）
这一关乎成败的问题，此刻已经超出了债务的范围。它必须处理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两者间的分配。风险分配的过程在国际债务危机时的显著特征是，私人商业银行贷款优先于主权政府的贷款。由此导致的政府偿债能力与银行资产质量的相互依赖，会模糊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的差异。道德风险在这种模糊背后若隐若现，因为原则上与私密的特定债权人一债务人交易相关的费用， 在把政府拉进来后（比如说，通过公共担保的延伸)，一般会变成由纳税人买单。所以，坚决将私人凤险从公共风险中分离，或者更宽泛地说，政府角色的透明化，这对道德风险的防范至关重要。
──私人风险，公共风险，避免纳税人为私人买单20 世纪 70年代见证了一种可能被称为反国际经济依存的现象，表现形式是保护主义和通过汇率灵活性走向国家经济孤立的趋势。一个反击因素是经由商业银行的国际资金回流。从这个角度看，资本流动有助于维护相互依赖性。
──看如今的中美，如果VC脱钩，其实弊远远大于利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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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计划 BAKER PLAN
由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A.贝克三世以“持续增长计划”的名义正式提出，贝克计划于1985 年 10月成为美国针对第三世界债务国的官方战略。它强调通过三个要素的结合，让债务国回到“持续增长轨道”：由困境中国家提出并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的改革计划；商业银行新的资金承诺；以及经由世界银行增加的债务国政府基金。贝克计划代表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从强调紧缩到强调发展的一个转变。
1944—1989 年国际货币关系年表
- P433-P457
──45年的货币史记
译者记
就中国与世界、中国货币与美元的关系，潮及更久远的历史可能更有意义，有助于我们将碎片化的认知系统化，因此，在 《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之外，我最近翻译完成的《通胀螺旋》和《抗战外援》对所有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非常荣幸的是，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先生说，“这（后）两本书很有价值”。我跟他笑称，可以用这句话作为推荐语。
──又是几本值得探索的书每次见到行天丰雄先生，除了能听到他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分析，还能听到他经历的很多趣事，受益良多。最近一次见他时，他不无歉意地说，“‘时运变迁’这个题目原本要表达的是美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但我和沃尔克在书中的判断都错了，美国并没有衰落”。沃尔克先生也曾对我讲过：《时运变迁》写作之前，世界流行的是《日本第一》，等《时运变迁》出版之后，形势就变了。
──美国并没有衰落，需要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