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
在一次有关城市人口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一位来自政府的官员说，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是不是应该控制城市人口的问题，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被列举的工作成绩中，包括了这样一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各种门槛,减少了2万外来人口子女在本地上学。
──It's ridiculous, 阻碍别人上学并不是啥值得炫耀的成绩，如果是多帮助了这么多人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才值得拿出来说在涉及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都不知道，阻碍社会福利改善的就是我们自己。
──Sad but true.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开篇即指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开罗以埃及总面积的0.5%创造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GDP，巴西中南部三个州的生产活动也古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三个州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5%。中国的人口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欧猪五国”（PIIGS）是对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包括葡萄牙（Portugal )、意大利（ Italy ）、爱尔兰 (Ireland ）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 )。
再往后，如果每个国家都不从全局考虑问题，而只是考虑本国利益，那么，欧洲的富国是不是会限制来自相对较穷的“边缘国家”的移民？甚至，在保护本国利益的思维模式之下，已经形成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资本流动都将面临威胁？如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将渐行渐远，最终，欧洲将不会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联邦。
──没想到，最先的是英国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有读者会说，汇率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其工资也低，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受影响啊。可是，工资是有刚性的，更确切地说，与劳动相关的支出 (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 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作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增加、 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与劳动相关的支出 (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起就存在， 至今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陆铭这个角度Make Sense. 与秦晖提到的国际化带来的外债，掩盖住内部入不敷出，是一样的逻辑靠一个仅包括西欧富国的欧元区，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大大下降，这对富国也没好处。道理很简单，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的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结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而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铸币税。
──即：欧洲富国需要拉着弱国来提升整体的国际地位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全球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 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总是绕不过政治的虽然中国政治体制在古代有些反复，但历代王朝逐步认识到，在政治上实行集权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必须，那么，在经济上怎么办？在古代，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多采取集权制度，但是在经济上，国家太大，只能是实施分权的制度，也就是在经济事务上把权力交给皇帝那些驻守地方的亲戚、子孙或地方官。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且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中央机构向下纵向管理的 “条条”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毛选一定要读于是，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
再来看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 其实不然。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曾经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政治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 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省部级， 而较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管曾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也有助于企业异地投资。川我们的解释是，有比较高级别的政治纽带就可以帮企业去突破省份之间资本市场的进入壁垒。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资本市场存在分割，我们就不会观察到这种现象。第三，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比如说，我在调研中曾发现，有地方政府会以调查偷税漏税为威胁，阻碍企业到外省投资。
──深刻的洞察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 GDP 比率最低，劳动收人占国民收人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人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人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可支配收人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人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陆铭老师没说出口的：在投资的主体和受益人是谁对于这些相似性，必须要作非常谨慎的分析。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
──学者讲话很有水平，“制度制约意味着潜力”，仔细想想，倒也是没毛病欧盟东扩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欧洲比较穷的国家的移民大量流人富国，这对于欧洲社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包括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化，但是他们因为要实现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仍在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
──欧洲人看到了一体化的好处，但没有考虑到价值观不一致的坏处，美国得以统一在于底层上对于宪法、对于共同价值观的尊重，然后慢慢接纳新移民，欧洲当前的接纳，并不是很好的方式比如说，在很多国家——不只是在发达国家——一些长期居住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和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补贴)，而在中国，不是常住地当地户籍的人口却不能均等化地享受到与本地户籍人口同样的公共服务。一些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获得本地户籍设置的条件堪比欧美国家对外国移民获得居留权的门槛。如果未来中国不大力推进市场整合，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将面临“欧洲化”的危险，这对于中国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言，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让政府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正是因此，我要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 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中国未来，很可能是滞胀；本质上现阶段非常低的银行利率，就是在鼓励资本收入，而不是鼓励劳动性收入近来，虽然政府不断降息，但这只影响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地方政府的实际融资成本却降不下来。在一些案例中，通过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筹资的年利率达到10%以上。一些做信托的公司恰恰是在给欠发达地方政府融资时征收更高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它们认为这些地方的资产质量更差，所以，大的信托公司都不愿意帮欠发达地方的政府融资，而小的信托公司做这类业务，同时就收取更高的融资成本。这实际上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
──在中间的信托公司，我猜测存在着套利读者们，尤其是生活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读者们，我想在此强调一句，不要以为在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债务与你无关。作为一个大国的一部分，发达地区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比如东部地区如果没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没有欠发达地区前来工作的劳动力,那么，东部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绝无可能。再比如，沿海大城市要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如果离开了广阔腹地的制造业，也难有国际竞争力。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处于统一使用人民币的中国内地，要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竞争，恐怕无望。对此，看看东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难以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匹敌的地位就清楚了。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那就也要承担大国发展的责任，不管是通过给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还是通过上缴的税收，以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形式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或者帮欠发达地区还债,本质上无非都是在承担大国一员的责任。
──承担责任没有问题，但欠发达地区做决策、推进时，是否让我们有了知情权？千万不可道德绑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
──中国走在这个方向上，令人鼓舞更加专业的读者还会提出一个质疑：如果给定汇率，欠发达的地方劳动生产率虽然低，但其工资也低，那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其价格竞争力的。是的，不错。可是，这就意味着两个后果：第一，在不计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的条件下，对欠发达地区的工资进行调整，就意味着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第二，如果仅仅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并维持地区间的收人差距,实现于此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挡住，而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政策目标， 也根本不可能做到。
──即：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一定会因为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冲击过来 （就像为啥中国人不大批往美国跑？赚美刀？因为签证限制着，没法自由去）话已至此，我想再重复一下我在《空间的力量》(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请注意， 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采取“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否则，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深以为然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集聚程度不断在提高，提高到一定阶段就稳定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 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都在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附近生产，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一定生活在大城市。但是，我必须强调，这张图讲的是，当经济和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集聚之后，集聚的速度会减缓，但集聚的程度并不会下降。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周围集聚，只是速度不像以前那样快了。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东京。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整个日本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但是,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仍然在增长，这就是集聚的力量。
──中国现在很多人跑到云南，其实就是一种趋势世界银行作过研究，考察世界上这些国家都是如何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他们的基本结论可以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这里面就蕴含着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收人就是劳动要素的回报，因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就将走向收人的均等化。收入的均等化可以发生在城乡间，也可以发生在地区间,只要没有要素流动的障碍。
──跟资本永不眠，其实类似的，资本──>变成了劳动而已，劳动永不眠，哈哈哈，最惨打工人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总量的差距，第二个是人均的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平衡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不是指总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即均匀分布)。把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样大，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同时这也违反经济规律。真正有意义的是地区之间的实际收人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缩减到最小。
曾经就有同行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末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特别是对于采松茸这样的经济活动，产量是上天决定的，而松茸的资源又是大家共有的，每家每户单独采集,结果必然是你争我夺,你4点起床，我就3点起床。
──在中国，可能还得加上一个限制条件：有人不希望农民集聚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对于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而言，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基础上的“用脚投票”机制特别重要，这可以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其实，消极来看，地方政府也利用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想我经常说，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上，持有“中国是特殊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危险的，这往往会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从长期来看， 只要你相信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会不断提高，并且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发挥集聚效应,那么中国沿海省份的GDP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
──仔细分析你经常听到的“中国特色”，在基本规律上，并没有那么多特色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当然需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其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要提高人均 GDP.可以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给其增加投入，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受制于一些地理与自然的因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更适宜于发展农业、矿业和旅游业这样的产业的话，那么，要让其致富，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
──欠发达地区，反而常常会因为贫穷，而生育更多的孩子，长期看则会更加穷我曾经和一个保加利亚人聊起他的祖国。他说，自从欧盟东扩之后，保加利亚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欧洲的富国，一些制造业出现娄缩。我问他，这样有什么不好？他的回答是，也没什么，没有离开的保加利亚人更多地做起了旅游,生活也变好了。
──着实有趣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也不要紧，只要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效果也一样，如果资本不断投入富国，最终会出现回报下降，这时，就不如向穷国投资反倒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此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回报一样。
──因为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产品，能自由流动，其实就约等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一—为目标的，因此， 他们的国界不会对所有人打开，他们要吸引的移民，或者有钱，或者有技术。于是,高技术的劳动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移民，而且主要是向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口密集区集聚，这些地方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
──“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民的幸福”，让我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 资本相对来说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断在缓解其资本回报递减的趋势，结果，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资本流人地。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合理，缺钱的不应该是穷国吗？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当技术创新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富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更缺钱。
──美元回流，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比如，以朝鲜为代表）不太相信自由贸易对于致富的重要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假装不相信。在印度，也仍然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制自由贸易，不过情况正在好转；拉丁美洲曾经走过“进口替代”的道路，结果是经济停滞，不过拉美学者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这是政府战略出了错。不管你主观上怎样看世界大势，事实上，“二战”后，只有十几个经济体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人陷阱，加人了富国俱乐部,这些经济体有几个在东亚，他们的共同经验就是贸易开放，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假装不相信”，学到了新话术，哈哈哈哈哈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入。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出现了，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规模经营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将家里的地转包给其他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确实，很便宜地转包给村里其它农民，已经普遍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收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政策选择：第一个政策选择我称为“动钱”的政策，就是把资本移向劳动：第二个政策我称为“动人”的政策，就是劳动移向资本。川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大家都齐声叫好的所谓“产业转移”是在动什么？动钱。并不是说动钱都不对，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市场机制，钱用在了什么样的产业上。我们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转移，希望中西部也获得发展空间。而在动钱的同时我们还在动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我们把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了中西部省份，把土地的配置政策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本地工业的手段。
──对于决策者来说，动钱还有的额外好处是项目承包，有利可图我在西部某地调研时，问当地政府官员：“有没有工业园圈了很多地，却很少有投资项目？”接受我访谈的政府官员说：“这个我不能说， 我说了，会犯错误的⋯⋯”是的，他没说什么，但其实已经回答了。另一位当地官员比较开明，回答得也比较巧妙：“如果我们省有20个工业园，没投资是偶然现象；如果我们省有100个工业园，那这就是普遍现象。”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省共有100多个工业园。我去现场看了一个在全省排名20多位的工业园，结果看到的是大量闲置的工业园土地。
──而沿海却因为没有充裕的土地指标来发展、承载人居住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企业实力不够，主要是圈地，等待土地升值收益（工业土地升值或变更土地性质，进行商业开发);一方面是为获取短期政策优惠，如拿到商业用地，先行开发获取工业投资补贴,以寻求资金平衡，等待短期收益获取后，又辗转其他地方，如法炮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考核指标的压力；一方面是实业难做,其他产业来钱太快，企业投机严重。
──总是会有代价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 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的单位 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一些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川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日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经济的产出是不是能够同步增长呢？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又是中西部。同这就是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后果。
诺贝尔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 提出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初始的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只要有市场机制，就可以通过交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的交易中，,关键是要以农民在城市里有就业和社会保障为前提，并且要基于自愿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就不会剥夺农民的利益了。
──“初始的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我也可以理解成初始产权即是国有，也还OK，本质上就相当于交了一笔高昂的税，但是后续土地的转让，不能再以国有来限制，不然就是重复性征税 （在看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要牢记中国现实，国有土地、集权政府、要素垄断）再来讲第三句话，资本流向短缺的地方。这句话非常容易引起人误解，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中国当然是中西部缺资本，所以资本应该往中西部去。问题是什么叫“缺资本”，如果你认为欠发达的地方就缺资本，那么，为什么多年来全球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资本往美国流，因为美国投资回报最高， 所以美国最缺资本。同样的道理，中国哪里缺资本？总体上仍然是资本回报最高的东部。当然，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中西部就不要资本投人了，在中西部，对于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一些行业，投资可以获得高回报，这另当别论。
中国城市发展也相应的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在城市出现城市病的时候，是应该去治病呢，还是应该通过减少人口让城市病不要出现呢？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发展经验，那么，城市有病，政府去治病就行了：交通拥挤，你发展地铁；环境污染，你改变产业结构；犯罪率提高，你促进社会和谐。不能说城市有病，就把城市人口规模管住。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为这样会使城市没有了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竞争力了。这些有关特大城市本身的问题，我也请读者等待本书的下篇解读。
──比较好的现象是，经过这几年的折腾，人口控制的说法慢慢不提了那么，中国基础设施够好吗？不够，比如机场，中国有几百个机场，而美国仅公共机场就有 5000多个，这还不包括13000多个私人机场，在这方面中美差距还非常大。比基础设施差更严重的是市场分割。按照道理来讲，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应该没有市场分割，但实际上，中国省和省之间省界分割非常明显。市场分割并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
──机场的比较并不合适，中国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已经可以通过高铁来承载，美国机场多，是因为他们的铁道基础设施差
──市场分割问题确实，限制比欧盟国与国间，可能都要更大一些不妨再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人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不妨再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人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
不妨再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人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
对于人口流出省,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因为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有规模经济的，如果人口流出，那么,就会影响到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时,就需要通过财政转移帮人口流出地区发展教育和医疗。换句话说，不要通过财政转移去搞当地缺乏比较优势的工业，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可能造成的都是资源浪费。
──即：无论人口怎么流出，那些啥啥政府部门，都还是少不了的第三就是国家政策，可以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在低技能劳动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借助于国际贸易，发挥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致富。第二句话是，由于发达国家只要高技能者不要低技能者，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就要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或者对高技能者的回流提供额外支持。
──“就要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这句话一定会被执政者听进去。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相反， 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支持政府直接去采取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而且，更没有理论能够支持将一个城市的工作人口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需要的，一类是城市不需要的。
──委婉地批判 清理低端人口比如说，在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和机构进行市场分割。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里面，都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劳动力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在欧盟推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跨国界资本流动无障碍是重要的制度推进。但反观中国,现在仍存在很多市场分割的现象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在法律上，1975年的宪法将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删除了。
──原来上层不是不知道，而是“删除了”，故意而为之......有一次，我刚给一位德国朋友看这张图， 他就提醒我，德国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962— 1806），帝国由超过300个独立的邦国组成；德国一直到1871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又分裂成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直到1990年才重新统一。也就是说，德国是一个统一历史还非常短的国家。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初，民主德国的人均收入不到联邦德国的二分之一，而统一以来的20多年间，民主德国人口虽然不断流向联邦德国，但前者的人均收入已经提高到了后者的77% （2009年的数据)，这基本上就已经是“平衡发展”了。也就是说，放在全世界的视野里，德国今天经济、人口的分布，仍然受到长期分裂的历史的影响，因此德国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
给中西部一些帮助本身并不是错的，关键是给什么、给多少和用来干什么。如果大量的资源用来建设零散布局的工业园和新城，而且每个地方都超标建设，却没有足够的企业和人口进入，那么，在短期里，投资的拉动虽表面上促进了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但如果这些投资的效率低下，最终将是不可持续的，反而会给中西部政府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因为这些用于工业园和新城的建设用地指标和专项转移支付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地方政府负债。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多次讲中国出现了“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但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分区城地来看，其实， 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主要是中西部的问题。
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外来人口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中西部投资的增加，中西部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部分原本想流动起来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劳动力短缺，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工资上涨。这种由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主动提前放弃”的说法，是在为错误决策做狡辩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帮中西部，可是如果想深一点儿，当沿海地区出现工资、房价同步上涨的时候，中西部的发展其实并不乐观。举例来说，浙江生产成本上升，会出现大量企业关门退出的现象，原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而能在沿海地区继续生产的企业生产效率一定更高，可以忍受高成本。所以迁移的更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西部企业由于地理劣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太高，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转移到中西部，而是直接转移到东南亚。近年来，这种产业外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此，只要在出国的时候留意一下国外出售的服装和玩具产自哪儿就知道了。而转移到中西部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尽管口头上说中西部不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老路，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愿意以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所以现在大量的污染企业在往中国中西部迁移，造成中西部的污染问题。
──即：中国沿海关闭/倒掉的企业，便宜了东南亚，e.g. 越南，菲律宾上述种种分析均表明，如果违反经济规律，运用行政力量帮助欠发达地方发展，其结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加大在中西部的投资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而且过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政府负债，从长期来看，这只会造成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限制东部土地供应鼓励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明显的恶化。
──作者在这里没有描述出来的一些点是：西部的财政窟窿/地方政府债务，需要东部来转移支付，而在东部生产率、土地供应没有上来前，额外的这部分负担，需要东部企业和民众来承担，表现即为企业成本加剧、利润减少、人民生活成本提高，又可能进一步恶化东部的企业生态，是个恶性循环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因此在其他国家，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公共事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事业，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医疗投资不同，生产性投资一旦形成固定投人，在物理意义上是很难移动的，如果最终的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就会成为鸡肋；相反,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却是可以随着人的迁移而流动的。
──任一笔投在教育上的钱，都不会白花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恰恰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写进宪法。以此为目标，任何短期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都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而不是终极目标。
──”几乎所有国家“，是一种隐性的批评我完全明白，如果不采取适当的节奏，而是一夜之间立即放开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社会矛盾。但是,这并不代表着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是合理的长期政策，更不意味着当前一些特大城市通过加强公共服务的歧视和所谓“社区整治” 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是正确的。
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对于那些在既有政策下得益的人群来说， 应该具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你在当前的制度下是得益者，从而反对改革的话，那么，也许哪一天当你成为另一个政策讨论当中的弱者时，这个社会就无法保护你了。
──让我想起司法部长傅政华 （虽然他确实很坏......）除了对于最基本的人性的尊重之外，我时常觉得，当前中国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再过10年，中国就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发达是物质层面的，价值观才是文明层面的。
──即：国家的价值观/执政者，如何承认自己的国民为公民，而不是可以随意欺负的臣民/居民不少人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换保障（户籍）”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但这种反对声音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土地(或其使用权)作为农民最为重要的资产如果不能交易，那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资产。当前要反对的是借助政府行政力量对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剥夺，而不是要反对借助市场机制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到符合其市场价值的补偿。农民在放弃土地的时候要满足自愿、有就业、有社会保障、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市场定价这几个基本的前提，让农民避免被剥夺。而以禁止市场交易的方式来保障农民，这是最为荒谬的逻辑，其结果恰恰是给不尊重土地产权的行政性剥夺找到了借口。
──设计并没有很好，但至少比几乎免费地被强制性拆迁，要好很多我建议所有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们去听听农民怎么说。我曾经在重庆的一个贫困农村做调研，我问农民，如果有人说，不让土地交易和做抵押，是为了担心土地价值被低估，不利于保护农民，你们怎么看？其中一个农民当即反问，城里人可以用自己的房子来抵押贷款，为什么农民的土地不可以？我看，这个反问真的需要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们认真回答一下。
──是个有文化的农民，清醒还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训是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导致土地兼并，以及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这种看似深谙国情的观点完全不合时宜，中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 10%，创造就业的主体已经是城市经济，而且，在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失业率更低。这就难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川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收入和就业的同时，农民对家乡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是转让，还是人股到农场和工厂,可以让其自由选择。这种“兼并”不是古代地主对农民土地的霸占,而是可以让农民分享规模经济的收益。
──和秦晖的土地描述，对照着看，当前的土地制度下，除了党国，没人能够当大地主有人以为，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进城了。也有调查显示，当前只有大约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并以此来说明城市化的动力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我常说，在公共政策讨论中，这是一种经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用既有政策下的结果来反对改革。说得再具体一些，不要忘记，农村居民在回答进城意愿时面临的是当下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我的看法是，如果给定这个政策环境，还有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这恰恰说明,城市化的动力还很强啊！更不要说，这个10%的数据是动态可变的，等这10%的农民进了城，还会有下一个10%的人愿意进城。
──很多农民，是因为被挡在了外面，而不是他们主观情感上，不想进城，有谁会不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呢？更重要的是，对于农民进城，要更加注重青年一代的选择。即使给定当前的制度，统计局的调查仍然显示，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分别有67.2%和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 “收人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 所以，政府可以做的是为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创造条件，而不是以农民没有进城意愿作为借口放缓城市化。总会有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但公共政策要保证那些愿意离开家乡的人有能够离开的权利和选择权。 也总有人愿意在农村离群索居，但要保证喜欢城市的人能够居有定所。只有当制度改了，才能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想进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够证明，与发达国家的人相比,中国的农民更加“恋土”。
──深以为然，在追求幸福这个事情上，我认为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有人可能会说，城市的房子那么贵，在城市里的农民并不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可是，如果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了一种资产，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基本的住房了？就算这笔钱还不够，只要有了城市户籍，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城市的廉租房制度覆盖了？这个思想不解放，结果是什么？如果读者去看看中西部的农村就知道了，大量的农村住房已经“人去楼空”，而且有些房子还是新盖的，因为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以后，随着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变化，现在这些农村住房上的投资很多都是浪费。
──是的，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一辈子，就为了在农村，能盖一栋漂亮的楼房，而那栋楼房就是他们一辈子的生命与努力。恰恰相反， 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区域间和城乡间的财政转移，但未来的财政转移应该更多地用于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比如说提高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待遇，相应地减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政府的财政负担，以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平衡,实现“动人”和“动钱”的良性互动。
──深以为然在步人后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大量60多岁的人——包括女性——在餐馆里做服务员，或者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我在日本乘出租车时，把要去的地址给司机看，司机先是戴上老花镜，然后又拿出个放大镜，这场面也真是让人 “醉了”。
──只要是自愿性质的延迟退休，就不算糟糕；后半段让我想起中国之前的要求农民工55岁回乡的事情.....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渐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农业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必然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人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人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人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也可以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湖北一些省份，貌似在恢复合作社、供销社？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的粮食库存不断上升，同时，粮食进口也增长迅速。这很奇怪，是吧？其实不奇怪，中国政府通过保护价收购粮食，同时，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于进口价，当然就会出现大量进口。那么，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富国，其粮食价格却那么低？答案就是规模经营，农民人少了，农场面积大了，反而有利于粮食价格降低。从长期来看，持续减少农业人口数量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出路。
──之前完全没有关注到国内的农业补贴这个说法.....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并不需要过多担心，比如农业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
──即：跟喊中国特色政治口号不同，执政者应该多关心那些”中国特色“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当做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反倒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说真话的勇气，真学者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 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很多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是人间蒸发了吗？
──居然还有这等趣事人口流出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80%的人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其中，9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
对于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比如人口流出，比如产业转型，政策应该顺应潮流。有些观点认为不能让“资本下乡”，而实际上，无论是农业的规模经营，还是发展农村的特色旅游，资本下乡都是必然的，甚至 “新农村建设”也需要资本下乡。如果允许宅基地的买卖，就会有资本下乡去改变农村面貌和居住环境。政府要做的，是对农村地区的规划，包括农村建设用地的规划，并且做好宅基地交易的机制设计，让农民能够得到适当的补偿。一味禁止宅基地的交易,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在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仅允许农民将宅基地转让给同村居民， 这毫无意义。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们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作出调整，应该从GDP 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过于担心人口流出。何必要求黑龙江这样的省份保持与全国同步的 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常住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现在，有一部分人从东北三省向南方迁移，只不过是把他们需要待在家里取暖的半年换个地方挣钱，这有什么不对吗？
──深以为然在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中出现的劳动成本上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产业升级，是我说的“好的”产业升级。与此相对的是“坏的”产业升级，是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利率低估)之下的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在历史上出现过，计划经济国家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种表面的辉煌，包括2016年年初朝鲜的远程火箭上天。除了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点积极意义之外，事实证明，通过压低资本价格来实现的产业升级是经不起国际竞争考验的。在中国迈入中等收人国家之列时，计划经济的历史教训不应该被忘记。
──这段还有点没看到我知道我问的问题和即将提供的答案很多人（特别是地方政府） 不爱听，但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原理，冷静地想想。如果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是被管制和压低的，如果建设用地供给是被严控的 (尤其是在东部)，会是什么结果？
──很有意思的2个问题，值得好好想回顾最近10多年中国经济走过的路，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在金融领域，2004年将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改为基准利率的0.9倍，同时将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不设下限，但向上浮动空间为零，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存款利率的管制上限和货款利率的管制下限，也就是为银行提供了一个管制性存贷利差，而且这个利差一直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而2003年之后通胀水平较高，使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其中的资源低效率利用被高利差带来的银行利润掩盖住了。
──其实不仅仅是资源低效率利用，利率被认为压低的另一个后果是：广大存钱的公民存款，实际购买力是在缩水的，而贷款利差的存在其实变相在鼓励投资、投钱，是资本金融游戏随着土地供应的严控，贷款利率的被压低，地价、房价的上升在 2003年之后特别明显。由于对东部和大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得特别严格，因此东部的地价和房价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上升，而中西部房价的上升则主要是由收入上升驱动的。住房支出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上升势必阻碍外来人口向东部的流入，并进一步推动东部工资上涨；所谓的“招工难”也在2004年出现。这组现象同时出现，不会是个巧合，却被人们（甚至职业经济学家）所忽略。工资的上涨趋势被作为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却忽略了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干预下生活成本的上升。离开了由行政干预造成的生产成本突变，很难理解工资的上升会突然出现一个“拐点”。門与此同时,2003年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得到更为严格的执行，而最低工资对于工资的推动作用仅仅当其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较小的时候才更显著，因此，我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于工资的推动作用主要发生在中西部。
──产品随想注：即东部推动工人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高昂的土地成本、生活成本，而不是工人劳动力/知识技能提升带来的高薪资追求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2003年之后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而企业投资却是受到补贴的。给企业的补贴除了各种名目的直接补贴外， 另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减免税，或者减免企业的土地转让费。近来， 广东、浙江等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企业用机器替代人。这些都是在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变得更便宜了。于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出现了产业升级，但这种产业升级主要不是因为劳动者变得更聪明了，劳动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突然长了智慧。事实上，不管是东部由于房价推动的工资上涨， 还是中西部由最低工资抬升的工资上涨，都使得工资的上涨偏离劳动生产率，从而不利于企业保持竞争力。说得再具体一些，在我调研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而只是生产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
──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小企业是有害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本去竞争 （而大企业，或者国企，央企背后有近乎无限的资金）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人的同步提高，如果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普遍是这种类型的，那么，在宏观的数据里就不会出现劳动收人占国民收人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但恰恰相反，中国产业升级的宏观背景是长期被抑制的利率。实际利率低，企业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发展了大量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果是国民收入中被资本占有的部分比率高，且呈上升趋势，而劳动者的收人在国民收人中所占比重却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于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收人提高速度跑不赢GDP增长速度。比如说，在一个我调研过的县级市，地方政府把发展汽车和装备制造作为主导方向，当地的 GDP增长和政府税收都非常可观，但居民收人增长并不快，城市化水平也并不高，这说明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充分创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有益的，因为可以让资本更自由聚集到资本收益率高的地方去我不敢低估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我能确定地说，与劳动成本上升的步伐相比，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提升令人忧虑。从数据上来看，最近10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虽然仍然在上升，但与1980年代、1990年代相比，上升的速度却更慢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经过20世纪后20年的缩小之后，又重新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怀疑，农村居民在家乡接受的教育能够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趋势吗？
──很隐晦地表示：当前农村新一代接受的教育，可能无法在未来立足，那后果显然就是，被困在农村、土地里特别是在当前生产成本上升，而资本却仍然受到补贴的条件下，有两种超势不利于未来广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一种趋势是， 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品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升级，但生产方式已经资本密集化了。结果，企业新增的生产和投资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另一种趋势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部分企业的确升级了，对于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其要求的技能不是在农村教育中能够获得的。我在调研中也看到过这类工厂，偌大的厂房没几个人，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工人戴着眼镜，讲着英文。一方面，这样的企业正在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展开竞争，这是中国需要的；但从整个中国来说，大量的进城农民不能适应这种工作岗位的要求。
──原来陆铭在后续，已经直说出来了有一次，我在中西部调研，问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去沿海打工了，春节回来了就不再去了？”农民回答说：“现在沿海的工作，要么是待遇太差，要么是做不了。”
当前的中国，没有拿出足够的措施来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反倒为了背书由政策干预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词，叫“倒逼机制”，从上到下都在用。可是我想了几年都没想出来这个“倒逼机制”怎么翻译成英文。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Tofu已经成了英文，在维基百科里有解释，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传遍了全球。现在，在国外的中餐馆里，豆苗可以被叫做 “Doumiao”，距离上维基百科已经不远。那么，以后和国际同行讨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可以直接使用 “Daobi Jizhi”了。我相信，听得懂中文的人会在迟疑片刻后大笑着说：“哦，你说的意思就是 distortion(扭曲）嘛。”
──和很多媒体指出的，中国劳动力教育素质特别低，是一样的描述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国单位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都偏低。如果只看第二、三产业，中国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 （简称“就业弹性”）只有越南的一半。不错,中国比越南更富，劳动工资更高，因而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相对更少。但即使与人均GDP更高的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相比，中国每单位非农业产业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率也要低一大截。更令人担忧的是，已经相对较低的就业弹性还在下降，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滑向“资本深化过度”的境地。”
──原因有二：1）中国的GDP增长很多由低效国企带来，而国企创造工作岗位非常非常有限；2）资本深化过度在于银行国有，额度、政策都偏向于国企，而不大支持中小企业企业要的是利润，而地方政府要的则是税收。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通常能够贡献更多的企业所得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计税工资相对较少，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人则仅按照直线法计算折旧，并在企业收人总额中扣除，因此，资本密集型企业有更高的所得税应税额。在中国的财政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能够从资本密集型企业收得更多的所得税，也就相应地能从上级政府获得更多的所得税税收返还。
──本章标题：扭曲之手在中国，收税是政府下达给税务部门的任务，“应征即征”只是个规定而已。去小企业征税费时费力，相比之下，税务部门更愿意去大企业收税。在一些中小城市，税务部门会将大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完成任务的基础，甚至把税收任务分解，直接向大企业摊派。因此，在地方政府看来，如果当地有大企业作为税收大户，税收就更有保障，这就难怪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度相对更高的企业。
地方官员都知道，他们的上级主要就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财政税收，本质上，两个指标都和经济增长有关。在三大产业中，产业链较长、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地方政府当然就会主要激励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创造就业较多的服务业(特别是小型的服务业）收税困难，看上去也对地方经济没什么直接的带动力，通常不受重视。
──但恰恰是这些不受重视的小服务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街边小餐馆、理发店等等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更干脆的做法是，直接在招商引资的时候设置规模准入标准。我曾经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进行网站搜索，在前100个结果里，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模挂钩的就有86个。地方政府还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优先的招商引资对象。
──互联网其实就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显然无法创造大就业地方政府作为一方经济的“老总”，不仅插手地方经济的结构，而且在其直接控制的支出中，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也往往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其中大量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也吸纳不了多少就业。若要问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从好的方面说，是地方政府可以以此改善招商引资的环境，推动经济增长；而从不好的方面说，中饱私囊的需求也一直存在。看看地方政府的腐败官员有多少出自交通和基建部门，再看看屡屡曝光的豆腐渣工程，就明白了。
──前段时间曝光的，交通方面的二代，貌似叫周公子？就是一个例证- 附：周公子”晒出的是国企家族化，权力世袭化 https://www.rfi.fr/cn/专栏检索/微言微语/20220731-周公子-晒出的是国企家族化，权力世袭化
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结构的扭曲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带后果。“资本深化过度”是经济增长的面子工程，虽然能够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够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并相对减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人分配中的份额，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增长才能实实在在地增进他们的福利。工业化带来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的“资本深化过度”使得城市就业增长受限，必然使人的城市化进程受阻， 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市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了制约。
──透彻只要地方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肩上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的“扭曲之手”就不会收回来。从趋势上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已经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也就是说，经过了 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却在1990年代之后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了。如果回头去看历史，“资本深化过度”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显著特征，而这条路带来的就是大量的资源错配，以及经济增长与人民福利的脱节。直到最近，国际上仍然有研究指出，如果中国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都达到美国的水平的话，那么，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增加30%—50%。！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是迟早要出事的。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路下滑，不能不说，这是之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留下的后果，只是在2008年之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负面后果被高速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掩盖了。
──已经是很直白的描述从过去中国30多年的发展来说，政府做得成功的地方，都是在市场存在缺陷的时候有效地补充了市场的缺陷，并且给市场让出了充分的空间；而凡是政府做得不成功的地方，往往是因为政府过于自大， 试图取代市场的力量,违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更麻烦的是，这些过剩的产业最终要在市场上经过竞争的洗礼， 结果就一定会有一些地方的产业相对缺乏竞争力，于是，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干预的方式，通过保护本地企业来维持它们的生存。动用过的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小到用本地企业生产的烟和酒为教师发工资，大到限制别的地方生产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甚至在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有地方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本省政府和企业优先采购本地生产的产品来“过冬”。
──当国家层面，喊出统一大市场这个口号的时候，应该就能感知到，情况已经非常不妙了在以邻为壑的经济增长模式背后，作为问题之源的某些特定产业一哄而上的局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仍然要从地方政府的行为去找。在当前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所接受的来自上级的考核仍然非常看重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同时，又由于政府税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增值税，而增值税又是基于生产的，因此，生产活动在哪里，地方政府的税收就在哪里。这样，政府的行为当然就是拼命扩大生产。
读者可能会问，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本地产业有可能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吗？是的，地方政府并不傻，他们可能的确是知道的。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传统的产业,市场上谁强谁弱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一些新兴的产业就未必如此。比如说汽车和光伏，即便是在当前缺乏技术的地方，政府都会想，如果我现在不干就会坐失良机；如果干了，产业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可能通过学习来积累本地的生产经验和技术， 也许就会成功。再加上地方政府一任期限只有短短几年，长期是否真的有竞争力的问题并非本届政府所关心。如果当前招商引资成功了， 企业开工了，政绩就已经好看了。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在过去30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存在,只是重复建设的产业从彩电升级成了汽车和光伏。
──但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不算是坏事，本质上是在一个大整体内部，有若干在小组，在做赛马机制，最后活下来的那个，显然是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这也是我们看到彩电、电脑，价格都越来越低的原因近来，我听到了一种最为可怕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这里，政府非常强大，理论和数据分析的结果都没有意义。听到这样无比自信的话，我一边冒着冷汗，一边回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只是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府应该去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个“反向操作”。
──之前强大政府如苏联，至少还在敬畏着严谨的计量分析我丝毫不怀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真的看到了问题所在， 从而也真的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当官方文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里的“增长”二字换成“发展”之后，显然，政府还想表达对于收人差距、环境破坏和百姓民生的关注。但是，对于当前发展方式当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
──变成”发展“是作者正面的解读，但一个可能的负向解读是：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增长“可能不再可持续，于是改为了发展具体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之后，到大港口的距离为600公里的地方，年均经济增长率要比大港口周围低约4个百分点。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有小幅度的下降,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 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但这个次中心的增长率还是赶不上大港口附近。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均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符合认知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的变化。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政策手段就是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短期，投资和政府支出的确有利于城市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这两者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是不显著的,甚至是负的。
──短期增长有利于官员的短期升迁，那必然还会继续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长期内可能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城市发放的消费券，也是类似的，它能帮助进入了目录里的相对大、比较好的商店，但对于绝大部分商店，则是丝毫没有好处（可能会由更多人流路过，例外）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变量（以师生比来度量）可以被政策所改变，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但这种正面影响仅仅在长期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比短期和中期的系数更大。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滯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给每100个中小学生配备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当地的年均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
──但在当前地方财政紧张情况下，地方政府会缩减教师收入，未来可能更会削减人数，长期看更加有害，陷入死亡循环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虽然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会提高，却同时可以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国际经验都揭示了这个规律。
──并不大好实现，因为大城市的主政者们，会以诸如城市面貌、城市管理、城市稳定等，来阻挡这个趋势；同时大城市户籍原有住民，也不会希望有更多人来分享有限的公共基础设施在国际上，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2011年3月 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 (Regional Disparities：Gaponomics）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仅在于物质上，还在于这些研究、认知层面上 （居然在11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认知）当人们普遍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时候，地方政府却没有积极性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人，对于外来人口， 还在争论要不要让他们市民化，特大城市还在用教育的歧视性政策排斥外来人口。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未来将前景黯淡。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如果不注重大城市里教育的话，大城市的人口素质，也会赶不上未来的要求，比如特斯拉、电动车、AI、芯片等，都是更高水平的劳动力要求美国正在出现“技术和教育的赛跑”，哈佛大学教授高登和卡茨在他们的书中写到。日他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世纪”。在这100年间，美国领跑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其基础就是教育。直到最近这些年，在发达国家内部，人均教育程度赶上美国的也只是少数国家。
──“技术和教育的赛跑”状态，非常令人羡慕“二战”后出生的人群的教育水平提高赶不上技术进步对他们的要求，于是，人群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受到了全球最好的教育，当上了律师、工程师、大学教授和医生，收人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国的制造业迁至其他低收入国家，中国为主的新兴工业国成了制造业的接班人。甚至，连一些服务业也被外包到其他国家， 比如电话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而在美国国内，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也替代了大量简单劳动力。于是，在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输了的人们只能去竞争那些不能被计算机替代，也不能被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家政服务员和超市收银员。
──之后几十年的中国，可能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如之前滴滴师傅描述的，现在接上在送外卖、滴滴开车的师傅，5年后，10年后，可能会被淘汰（因为他们除了开车，其它啥也不会）不得不再提一下制度层面的故事。美国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工会组织的弱化；二是最低工资变化不大，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实际的最低工资是下降的。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在经过了前四分之三世纪的“共同富裕”之后,美国在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人差距最大的国家。
──原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是近40年才发生的事情（了解其中的发展背景，肯定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在这场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中国还能赢下去吗？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明显的(虽然我反复强调，这其中有政策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已经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 （比如越南)，另一些企业留恋于中国稳定的制度环境、成熟的生产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在观望。但如果按目前的状况，总体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是迟早的事。
──学会长期看，沿海的畸形成本如果无法下降，那长期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是必然的我要提醒乐观的人们，对于当前出现产业外迁的超势，国人应该思考接下来还要进城的农民怎样就业。中国的城市化率迟早会达到 75%，甚至80%，这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在于，如果按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农民进城受阻，就会让这个仍有一半农村居民的国家发一场“劳动力短缺”的高烧。而另一个同时出现的怪事是资本深化过度，中国每单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明显低于发展阶段差不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如何扩大就业？而且是高质量的就业？吾辈需要深思 （另：我不认为中国达到80%的城市化率是必然，我会觉得在经济下心到一定程度时，会有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 在城市里将出现收人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获得参与全球竞争水平的收入,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地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然后后半部分，可能仍需要较大的控制成本支出，俗话说的“维稳经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至少不太容易。但是，中国完全可能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强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需要的技能。
──至少现在中国，拿到了一张电动车制造的船票 （但可惜的是，失去了芯片制造这张船票）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已经达到大约8.2年。这个数据实际上是被农村拖了后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水平分别是 10.5和7.6年。
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 和中科院的张林秀教授率领的团队研究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罗斯高教授总结了他们的一组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受到的教育非常差，以这样的教育，一旦城市的产业升级，他们就可能会跟不上，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形成巨大的挑战。常听说，中国制造业缺的是技术工人，就是这个道理。
──按这样逻辑，其实之前国家推的，蓝领技术学校更多招生，也开始有了合理性我在本书中反复说的一个道理是，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才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来源，城市化才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教育回报的长远之道。明白这个道理，再来谈农村教育和留守儿童问题就简单了。如果城市发展带来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同时又要控制人口，这是无法两全的。如果在教育里限制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而他们的父母又是在城市里有就业需求的，那么结果就是，父母并没有走，走的是孩子们。这样的政策就是造成留守儿童，甚至导致留守儿童不断增加的原因。
那为什么不在劳动力流人地做培训呢？按当前城市化进程的户籍门槛，农民工留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几乎无望，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够结婚和盖房的钱，然后回家。要他们为一辈子的“钱途”再投资于技能培训，他们根本没动力。而城市的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他们投资，因为投资了他们也还是要离开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却不让进城农民工留下来，不改变农民工和政府两方面的预期，那就没希望。只有让进城务工人口安居乐业，他们才会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为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而人口流入地政府会觉得，这些人已经被纳人本市的居民，就应该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适应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断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在企业方面，由于劳动力定居了，流动率就会下降，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就能获得长期收益。只有这样，劳动力自身、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方的激励才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转变成人力资本大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深以为然，这才是合理的正向循环，可能之前看到的很多发放技能培训的钱，也是在引导这样的思路吧故事还没结束。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有几个小学同学原来在老家的小学里教书，而且教得不错，但由于收入太低,最近有的转行考了县政府的公务员，有的甚至去做了出租车司机。做农村教师还不如开出租车,请原谅这一节实在无法不以灰暗的情绪收尾。
──这个收入，实在令人痛心，如此水平，如何能让老师沉下心来，教书育人？都没法养活自己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
1990年代初,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上海流行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20多年过去了，浦东已经今非昔比，浦东的房价也早已经追上浦西，金融区、自贸区、迪士尼都在浦东。那浦东还缺什么？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上海人，估计很多人会说，浦东缺人气。
根据前文的分析大家可以理解，城市规划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似乎把路建得越宽越易于行车，城市拥堵就减少了；恰恰相反，高密度、马路多而窄的模式反而可以引导服务业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减少，出行也更偏好步行和自行车。在欧洲城市,步行和骑车又重新开始取代原先开车的需求。从法国开始，城市建设起了公共自行车租用系统， 鼓励人们少开车。
──城市、交通规划，其实也会大大影响到商业、街道活力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另一方面，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晚上黑乎乎的。在我们调研的浦东低密度社区，到了周末，很多人选择开车外出，到别的地方消费，反过来，本社区的服务消费受到制约，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生活变得更像是“活着”。
──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也会缺乏安全感在我参加过的一个会上，有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香港籍人士发言说，他访谈了一些曾在上海工作，后来又离开上海的外籍及港籍人士， 问怎么才能让他们留在上海。受访者的回答让人大感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他们说，关键是让太太和孩子能够留在上海才行。外来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但不可忽略的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这是人才公寓之类的硬件不能替代的。一个定位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要吸引人才.靠的应该是服务利生活环境,这样的城市需要花力气吸引的人才不会住不起公寓。
──让太太和孩子住下来，对他们来说尚且如此艰难，那对普通中国人可想而知当然，我也要说，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 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大量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了“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原来是这样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cs)，她的斗争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支付昂贵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之一，现代人何妨作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疗，“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硬建得像农村一样低密度。
──真正想住在桃花源的人，其实会用自己脚投票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的人口作为政府政策调控的指标，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
请读者注意,1990年代中期，东京都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下降了，这与东京都的首都功能分散计划有关系。但是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当日本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的时候，一方面影响到了东京作为一个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随之整个日本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时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期，这说明，用行政力量来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日本30年前做的这个动作，就是北京最近在做的动作现在我可以说了，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等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结束的时候，上海人口如果由全国的总人口来决定，大约为4100万， 正好居于上面估计的3000万到5400万之间。当然，我们的估计只是个约数，基于统计数据和模型的预测都有误差。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按过去规划的人口规模来提供，而实际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曾经的规划，就会造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这时，我们是应该去科学预测人口，调整城市规划，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还是通过控制人口来控制需求？答案应该是很显然的吧？我但愿城市的管理者不要把一个主观想像的人口规模凌驾于普遍规律之上，延误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时机。
──即：人口预测、人口规划，是不靠谱的，需要赶紧补上公共服务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村上君还给这几句话加了一个带有经济学味道的注释：“以东京劳动者年收人的5倍可以买到的适当的新建独户住宅(面积100平方米）,1970 年位于距离市中心20公里的车站附近，到了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90年远遁到了60公里处；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现在,恢复到了45公里处。”
──非常有意思的吐槽但是关于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的政策主导性的意见是，户籍改革要从中小城镇开始，而在特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进展非常缓慢。显然， 户籍制度仍然在被用做改变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一个政策手段。
──政策制定者如此设计的原因是：特大城市的户籍，绑定了太多优势资源（医疗、教育等等）如果以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工资信息来看，外来人口的工资总额占全部工资总额的比重在北京达到28%，而在上海，这一比例是33%。如果计算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这个数据是个参照,是他们在常住地享受公共服务的基础。
──原来当时已经这么高了承担责任（除非出现类似于难民危机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使如此，发达国家对于持有合法工作签证的外国移民仍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在欧盟内部，甚至国家间的移民也是自由的。欧盟东扩后， 新加人欧盟的东欧国家收入相对较低，但是，根据欧盟的规定，只要是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就享有欧盟范围内的自由移民、自由经商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无歧视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平等权利。在欧盟国与国之间已经做到的给子移民的待遇，在中国一国的地区间却没有做到，对此，我们只能说，中国仍处于转型期。但当前的状态总是要改变的，转型是需要有时间限度的。
──大国内部，还不如欧盟，羞愧回头看看城市已往的人口规划是件很幽默的事。1983年出台的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要把北京市 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仅仅3年后的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便已达 1000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万⋯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上海。2003年春节后，媒体报道说，从现在开始，设计上海城市将以2000万人口为目标，比原定的1700万城市人口又上了一个台阶⋯⋯在此之前，上海的建设交通设计基本上都是以 1700万城市人口设计⋯估计到2020年，申城6340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区将拥有2000万的城市人口。而实际情况是,10年之后的2013年， 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371万。
曾有学者提供这样的数据：在上海，居民以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在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伦敦，轨道交通占 65%的客流；在纽约，轨道交通占61％的客流；在东京,轨道交通占 80%的客流。另外，很多城市都有对于汽车使用的限制。比如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收拥堵费。对于使用汽车的收费政策实施后,汽车的使用量下降,拥堵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我们再来看政府支出这边的问题。首先，地方政府并没有将足够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建设廉租房。根据财政部提交2011年两会的报告，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人为29109.94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为463.62亿元，仅占1.6%，而此前财政部发布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最近这些年，廉租房的建设量非常大，但问题又来了，廉租房的覆盖往往只针对户籍人口，那就不对了。廉租房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可用这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来缩小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差距，如果大量城市内的低收入者是外来人口，而廉租房却仅覆盖户籍人口,那么，这种福利在本质上就不是“公共服务”，而只是特权，其结果是扩大了常住人口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福利差距。
──其中关于特权的描述，与秦晖的描述，是一致的仅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城市面积扩张似乎威胁到了耕地保护。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党国英等发现，1980—2005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1%，古用农地为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1965—1984年的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增长1%，古用农地为 2500公顷左右；也即我国GDP每增长1%的古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这个比较本身就有问题，中国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同样1%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量和土地占用量不能与日本直接比啊。
事实上,2001—2006年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并不是因为城市化的迅速进行，而是由于生态退耕还林。1998年遭遇华东大水，中央决定退耕，鄱阳湖、洞庭湖那些围垦的农业用地全部拆掉，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开垦的田地全部退耕。由表7-1可知，2002—2005年是退耕还林规模最大的时期，此时耕地减少的面积往往小于退耕还林的面积，退耕还林才是耕地减少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再用上海来举例吧，即使在这个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管辖范围内，也还有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2012年上海市仍然有19.9万公项，约1990平方公里的耕地.这些耕地还不包括林地等生态用地，其面积大约相当于上海市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同样，你只需要打开百度地图的“卫星模式”就知道，这个数据不是假的。在全世界的国际大都市里，没有哪个会将如此多的土地用做农业用地，道理很简单，一个城市的土地应该用在最能够发挥它的价值的地方。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应该是国家战略，而大城市（不只是上海）的比较优势应该是为全国人民创造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和产值。
美国东北部的小州佛蒙特的人口只有纽约市的十三分之一，人口密度大约是每平方公里26人，而纽约市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10000人。从收人水平上来说，佛蒙特州低于纽约州。但从人均指标看，佛蒙特的人均用电量是纽约市的4倍，人均用水和固体废弃物都更多。更说明问题的是人均汽油消费量，佛蒙特州是纽约州的3.5倍以上,如果将佛蒙特州仅与纽约市相比，那么，这个数字将提高到6倍！
──印象深刻，其实中国的单位GDP消费能源量较其它国家高，是不是也有这部分的影响？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我总觉得，在中国，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在是太急太草率。因此我想来个“小题大做”，就以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为例，说说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效率和公平原则。我知道这三个原则是理想主义的，但理想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够被立即实现，而在于它能像北斗星一样指明方向,让整个社会知道该往哪儿走，不要越偏越远,甚至倒退。
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还不仅仅是个公平与否的判断，它还会产生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后果。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
──这句话一下子，还理解不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业GDP已经降到全部GDP的 10%之时，其农村人口仍然占大约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贵率，在2009 年，最终消费与GDP的比率仅为48%，而扣除掉政府消费后，居民消费与GDP之比率仅为35%。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是与同处于储蓄率较高的亚洲文化下的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更低，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
──因为缺乏安全感外来人口压缩他在居住地的消费，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外来人口缺乏在工作地安居乐业的预期，那么，他就会想，如果未来有一天回到老家，自己的收入就会大幅度下降，于是，他就会为未来而增加储蓄。我们的研究显示，农民外出打工的倾向在33岁之前大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之后就逐步下降了。一个外来劳动力即使当前收入水平和本地劳动力完全一样，前者未来返乡后收入就会下降，他必须为了未来而更多地储蓄。
──符合常理逻辑对比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中国的特大城市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 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 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发达国家环境恶化的时期，洛杉矶发生了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发生了大量燃烧煤导致的烟雾事件，但是现在洛杉矶和伦敦的环境已非昔日可比。他们环境改善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吗？很多人说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根据美国几个大城市人口的变化，在1970年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一一包括纽约、克里夫兰、底特律—人口数量是下降的，而波土顿、芝加哥、旧金山，从来没有出现过人口下降。波士顿很快恢复了人口增长，纽约人口到2000年超过了1970年。人口数量真正下降的是底特律，而底特律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汽车产业的衰落和搬迁。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发展并没有停止人口增长,相反，他们的人口仍然在继续增长。
对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绿化是重要的，却不是最重要的，过度追求绿化甚至有可能得不偿失。在对“花园城市”的追求中，如果增加绿地的同时降低了人口密度，那么，其结果就是出现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宭况。这个被一些城市规划学家称为“灾难”的城市看上去很漂亮，却因人口密度低而需要市民花费大量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结果是增加了拥堵和汽车尾气的排放。中国大量在建的新城仍然在追求低密度，上述前车之鉴不得不重提一下。
──浦东就是一个反面案例让我们把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 和上面说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目标对照一下：大马路、地铁出行比例不高、职住分离、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教育）集中在市中心、旧城改造过程中的人口疏散、中心城区建筑限高，这几个因素北京占齐了，上海也只差中心城区限高了，但上海有容积率管制。这些导致城市拥堵，并增加汽车尾气排放的原因与城市人口规模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值得城市的规划者们有所作为。
研究发现，在印度，不同邦的城市化水平和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率几乎没有关系，这再一次说明，贫民窟并不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印度学者认为，贫民窟本质上反映的是住房需求大大超过住房供给的 “住房短缺”现象。
印度的土地制度也存在漏洞，间接地“鼓励”了贫民窟的存在。根据印度的法律，一个家庭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空置土地 （数额取决于城市规模)，超过的土地将被有关机构征用。但这一立法也规定了一些例外，其中之一是，如果土地面向经济弱势群体，被用来提供非正式的住房，那么，空置土地上限的规定就可以豁免。这事实上就鼓励了土地所有者去发展贫民窟形态的住房。
──变相保护地主.....关于印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思考这些公共政策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认为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出现的现象是规律，或者是必然的。相反，如何通过学习世界范围内的最佳实践来实现良性的城市发展才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相比于印度，中国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这在根本上可以允许中国城市政府作出更好的规划，以及向低收人居住区提供基本而必要的公共服务,来防止大面积贫民窟的出现。
──可惜很多时候 是相反的
结语 为了公共利益
一些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外来劳动力来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不行，因为这被认为会摊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请读者往深里想想，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当地政府就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加大投资，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大量转移支付， 需要借债，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需要用发达地区收来的税去补贴欠发达地区。此外，由地方政府债务所内生出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也需要所有人共同负担。因此，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并不是那么直接能够看到，而我必须将这其中的道理讲清楚。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从商品市场开始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但是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鉴于行政力量对于要素价格的干预和要素流动的阻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只走了一半。商品市场的改革相对容易，因为无论是火柴还是住房，每个人都要消费，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对每个人基本上是一致的，改革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相比之下，要素市场改革的对象却是“你有我没有的”，比如说，资本掌握在投资者手里，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劳动力似乎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却是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而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却掌握在城市居民手里。所以，要素市场改革必定是场攻坚战，将涉及重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很多人的切身福利。但是，如果要素市场改革停滞不前，社会的公共利益就会无法实现，每一个人都会受损。
──这么一看，原来劳动力，也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看到，面对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很难靠单个部门或者局部地方推动，中央政府的协调对于实现全局的、长期的利益至关重要，这是我对于“顶层设计”的理解。作为学者，我还必须指出，“顶层设计” 的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方向的正确性，这需要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首先立足于公共利益，发出正确的声音，推动科学的决策；二是方式的正确性，这需要针对政府官员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代后记）
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说说公平吧。在三年因难时期，根据不同的估计，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1500万至3000万。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非正常死亡的基本上都是农民。
──农民承受了太多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是在以压低粮食价格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学者估计，通过这种方式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大约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
由于城市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 加上“文革”期间生产的停滞，于是，当城市青年就业压力难以承受的时候，有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农业人口原本就过剩的情况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的是更大的吃饭压力。
──另外一个角度，是我忽视的至于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40%—50%，政府拿走 20%—30%，村级组织留下 25%—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的补偿的方式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投入。当然，必须得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改善了很多。
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痪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
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上了曲；小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小崔也不见了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民主，人权，科学等普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