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
──清晰易懂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 “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 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太平天国对后世的影响确实可观， 包括贡献了若干现代词汇。“起义”这个词就是太平天国自称的，天国官书中多有“广西倡义”、“金田起义”的说法，这是我们后来把陈胜吴广以来的造反，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革命（武昌起义、南昌起义等）都叫做“起义”的由来。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椎茶、博买、海禁、 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 （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脊背发凉！但是，我们的先人一般都不认为“民变”与“佃变”有什么联系。民变是“官逼民反”，是冲着官府来的。而佃变是民间社会内部的主佃纠纷，官府要么是局外人，要么是调解人。佃变扩大为民变的事历史上几乎没有见过。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认清主要矛盾因此研究民变不应过于意识形态化，一概“官是民非”，视民变皆“盗贼”，或“官非民是”，视民变皆“起义”，都过于偏颇。但应该承认，无论孰是孰非，大规模、超大规模民变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的确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因此，总需要有个万恶资本主义假想敌太平天国本身不以“反清复明”为诉求，但号召有这种诉求的洪门会党“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要求 “从前不知大义，误帮妖胡，自害中国者”觉醒。以后无论是进军天京、北伐西征，还是更晚的挺进苏浙、末期转战，太平军所到之处除了宗教以外宣传的都是这些东西。它们前承明清之际的反满抗清事业，后继辛亥时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的旗帜，构成有清一代造反者的思想主线。包括孙中山等人接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也都是这些内容。因此像简又文先生等人否认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而承认她是“民族革命”，是很有道理的。
──原来孙中山还受过太平天国的影响！如今人们公认《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但就算未能实行的理想也应该有宣传号召作用嘛，为何太平天国对这一“理想”却秘而不宣？其实读了它的内容就会明白：这个“制度” 也许对天朝官员争取立功获得高官厚禄有激励作用，但普通百姓读了是不太可能有好感的。它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以供“功勋等臣世食天禄”。
──《天朝田亩制度》原来是如此恐怖的书......按照这个《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的官员都实行世装制， 为天王打天下者不仅本人荣华富贵，而且子子孙孙都可以不劳而获。可以想见，这样的规定对他们确实有激励作用。但在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制度下农民能有出头之日吗？反过来，天朝官员犯了罪错，重者杀头，次者就是 “黜为农”。正如简又文先生所说：罚做农民是天朝“仅亚于死刑”的严惩（可见上言所谓劳改农场并非无根之谈)，农民在这种制度下“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无怪乎其只能发给高干阅读，不能用作广泛宣传了。
──农民历史所受苦难不浅除了传统民变外，太平天国另一个历史因素就是它体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影响。按照前面的定义，信基督还是信孔子是“文化”之别，而信仰自由还是神权专制则是“制度”之别，因此说太平天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有何意义固然很成问题，但说它是一场“西化运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各种制度上除了一些乖庆的做法，说实话没什么有价值的引进与创新，但她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空范围如此广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神权国家。
──万幸政教合一，并没有成功，不然无尽苦难应该说，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相当认真。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原先的打算不是北上长江流域，而是背靠香港、澳门在两广立国，依靠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因大头子（洪秀全）、 二头子（冯云山）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广）东省做东京，此处（指广西）为西京。⋯⋯万一打败，也好投到英吉利国去。””只是因军事形势不便而未能实现。这与所谓太平天国“反帝”“爱国主义”的说法反差极大。 当然，也很难因此反过来给太平天国扣一顶卖国、叛国的大帽子，这基本上就是一种信仰的结果。
──真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不过这里可以看到，广东历来都是与外界强接触之地不过，教义（也可以说是“文化”）相近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就会比教义或“文化”相距最远者的关系好处，历来就是不确定的。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 （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与什叶派） 之间，甚至是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尔派与圣杯派、圣公会与再洗礼派、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等）之间，因为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抢夺“正统”，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 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上，源出近东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同出闪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处很多，可是历史上这三者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远远超过它们和佛教、儒教等绝不相类者的冲突。这道理也是一样的。
──同类相残，可能更激烈，在宗教领域，看来也是类似/成立的可是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清廷在大吃苦头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些近代国际关系规则。而太平天国仍然不明白。于是在天朝的对外交往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悖谬：一方面天朝当局听说来了“洋兄弟”会很高兴，以为是一家人，与作为敌人的清朝“满妖”相反。但另一方面又把人家当作天王的藩属，以为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跪拜等为臣之礼，乃至做出一些自以为亲昵、对方却觉得是侮辱的言行—典型的如一位天朝官员曾向英使询问：听说“圣母玛利亚有一美丽的妹妹”，你们能否使她嫁给天王？洋人对此自然大为反感，觉得反不如清朝 “明事理”了。
──场面滑稽，忍俊不禁！而就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列强要在中国做生意，他们虽是基督徒，但资本主义却是一个世俗化的制度，宗教狂热的天朝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这未必如清帝国虽非资本主义但却世俗得多的制度更合乎他们的需要——说穿了就是做买卖的需要。
──西方列强最后宁愿选择与清朝合作
第七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
文化传播层面的“西化”与制度进步层面的 “现代化”虽有联系，毕竟绝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制度进步，而不是文化更替；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取代传统帝国的命令经济和专制政治。
就从文化角度讲，也应该是从“罢黜百家独尊一教”转向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无论是独尊儒术而禁绝西学，还是独尊耶教而禁绝四书五经，都同样是愚味的。因为太平天国尽管比同时的洋务派、 后来的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更热心于基督教一教义很不正统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说拜上帝教与基督教还没有儒教与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这正如极端敌视基督教的义和团也没有为儒家文化做任何贡献一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
──制度都是强制，排斥多种选择而就太平天国的实践来说，其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还可以不论，那么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箝制言论着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
──文化专制，对思想的毒害，更甚此外太平天国末期又出了《资政新篇》等书，由于不再附有“总目”而不详总数，但已发现的有10种，连同以上 29 种，又以其中的《历书》实为不同年份的4种，所以一般通称太平天国官书今天所知的共42 种。尽管后期不附总目后所出的书今人未见的应该还有一些，但考虑此前天国全盛时出书节奏也不过如此，后期濒临灭亡时量无出版反而更繁荣之理，这些未见之书不会很多。因此，在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中它总共出书不会超过50种。
──书籍白名单制度！而对除此而外的丰富文化遗产，它又基本上视为“妖书”， 采取拒绝和禁毁的态度。而且杨秀清还相对开明一点，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禁书焚书更加变本加厉。不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孔孟程朱，禁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甚至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名人不准提，大事不准讲，史书不准看，到最后连当年自己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了，“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因此可想而知，说太平天国是一片文化沙漠应该不算过分。
──脊背发凉！看到这里，我能理解，秦晖老师此书被禁的原因了所以，太平天国的“西化”并不是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倒有点像西方“中世纪化”。这当然有悖于历史潮流。
人们通常把带有制度进步意义的 “西化”叫做“启蒙”（当然， 这个词如今引起了争论），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寻找真理”恐怕不能这么说，叫做“蒙启”（蒙味的开始）还差不多。
──“蒙启”真是把我逗笑了今天人们批评太平天国专制、愚味，说洪秀全生活腐败， 太平军有过屠杀。但历史地看这些还不足苛责，过去只骂清朝 “暴君”而无视天朝“暴民”固然偏颇，现在只骂 “暴民”而放过“暴君”也不能说公允。像简又文等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们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我以为是可信的。简又文先生尤其反对神化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而我们很多人现在在这方面确实走得太远了。
──所以，《曾国藩家书》是否有美化色彩？警惕！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是不能不说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又太差，至少比清朝皇帝明显不如。偏执加上愚味和迂腐，使他的政策，尤其是“文化”政策危害极大。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人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秦师的“太平天国”解读，是我所看资料中，最深刻、客观的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垫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 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 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H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免死者。
──全新的义和团描述！第一次看到！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 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眛”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 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 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 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也要多得多呀。──义和团和太平天国的直接比较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味”，慈禧老佛爷也是 “理性” 的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宜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 (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居然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 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
──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说的多么真实！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如果这不是秦晖所说，我是不会轻易信的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
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 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当你凝视深渊，发现深渊竟如此之黑！可怕联系到后来的某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 “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某个时期”，大家都懂秦师！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 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川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 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
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 “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前辈们看的透彻，可惜他们的观点，没有成为当今主流（或者是被故意忽视？）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 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末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脸谱化的李大钊、陈独秀，加上这些描述，感觉立体许多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10 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 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 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文化”线，阐述地如此清晰！
第九章 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 ──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 “三民主义，五权先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说“革命尚未成功”。
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 1917年革命达到了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 1871 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 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分开看孙中山的“理想”与“革命事业”而改革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 “解放前”、 “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
──很多时候，马力全开的机器，轰炸几十年，就让人形成了这样的“固定词汇组合”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着作，即官修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也把那个时期称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不是“民国时期”，暗示“民国” “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历史抹去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专政”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人侵？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秦师批驳“是中国帝制招致被日本侵略的说法”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
更往深里说，正如我在前文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 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末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 年， “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细思极恐，“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若......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店、六镇之乱后的北朝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 进程。
──2种模式都很可怕，苏联是温和版的第2种模式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 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民国的动乱，是清朝动乱的延续，并不是革命带来的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 “大正民主”县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 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原来日本的宪政，是美国帮助的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此为一锤定音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乱世出文学二战后德、日、苏与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都表明，战乱和天灾可能死人无数，经济崩溃，但通常都很难消灭文化——除非发生异族征服之类的文化灾变。“文革”虽然被称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坏而言，1966— 1969 年三年教育停顿与混乱损失很大，但要说这就会使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1969 年当地的这种状况基本上也就是民国时的状况，进步不大，退步也谈不上。改革前体制与民国都要对此负责任的。
──是我从未想到过的点在《中国人口史》第5卷中，曹树基证明，以往由于严重低估人口基数导致的所谓清中叶人口空前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确。从1644 年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 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 人口年均增长率 0.49%，增速低于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干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 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
因此侯杨方认为，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一种“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 20 世纪上半期”， 即民国时期，？亦即既不是发生在1949 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侯杨方列举了许多史实证明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社会和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变化模式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
事实上，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 年和平时期。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当然由于基数很低（这涉及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下面还将讨论），这个增长率对于“赶超”西方的意义不大。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己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 1949 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
因为印度独立后其实也一直搞计划经济，它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晚于中国十多年，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印对比有重要影响。至于农业，民国时期一直就比印度强，尤其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卡路里）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即便到战争废墟上的1949 年印度的这些指标也没有超过中国。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 GDP 指数而言，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 100，印度从1820 年的55.8 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 66.2增至这一水平。进人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 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 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 年后，中国 GDP 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 “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 GDP 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 年，中印 GDP 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 GDP 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 1936年水平。
──绝对数值无意义，但这样的对比，很能看出意思当然，新中国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西南、西北地区的新建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但无论如何，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的成就是不应因战争破坏而湮灭的。
同样是帝制时代，你不能以“永嘉之乱”证明 “旧社会的黑暗”而以“文景之治”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 吧？中国遭日寇侵略如果是“旧社会”必有的，苏联遭德国侵略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必有的？“资本主义”的沙俄帝国崩溃导致惨烈的战乱，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过错，那么社会主义的苏俄帝国解体导致的混乱为什么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
──类比犀利！抗战时期沦陷区东北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是个事实，这工业化出自中国人（东北人民）的血汗，我们无需“归功”侵略者，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以这种殖民地条件下的工业化（尽管其成就可观）为自豪，原因很简单：发展和工业化并不是可以不论代价的。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工业化不可取，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工业化同样不可取。
──追求主权，追求人权但是民国年间中国轻工业品、消费品的最高产量则在抗战前夕，生产中心也在内地。一般公认“民国年间中国”的整个 GDP 最高年份也是在全面抗战前夕的 1936 年，民国年间中国人民生活相对最好（乱世中应当说是最“不坏”吧）的年份也是1936 年。民国经济在乱世中的亮点，主要也就在这里。
──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是消费品，而不是重工业但是东北不同于 “资本主义繁荣”的香港之处，就在于这里的重工业是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因此一方面低附加值基础工业品相对搞得多，而高附加值消费品搞得少，导致重工业品最高产量年份与 GDP 最高年份明显不同步，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在重工业品最高产时陷于苦难深渊，前面谈到的侯杨方等人的人口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正是日本人该谴责的地方之一。
──压榨中国东北人民的日本人而此时的“顺差”转逆差则体现了此种状况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被迫地）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 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 78.6%降至 42.5%，而投资品则从21.4% 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 8.4% 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 增至6.1%。
我国历史上汉唐宋元历来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国家，但与强盛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对外贸易都是 “逆差”。这种“逆差”在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美国类似，实际上是一种“购买力优势”的反映。当时中国的货币由于逆差而流出海外成为“国际货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今天的美元。恰恰是在明和清前期情况倒了过来：中国出现“消费劣势”， 由于“只卖不买”导致外银流人，这正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由盛转衰的体现。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我们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连回到那种状态都达不到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 (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离开民权谈民族是很难成立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中国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台湾)，而且进入民国后，日本人的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器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 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永远需要小心俄国/苏联/俄罗斯而俄国在民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 “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没有日俄战争的失败，东北就是饿国人的了。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 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人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甚至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说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而出兵，两年后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并严厉报复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唯一重要国家。
──原来还有这个渊源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人侵东北方面输给了日本，但在北方和西北方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 “自治”，民初北京政府一度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 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 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唯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需要铭记，秦师是我见过学者中，唯一一段话能讲得如此清晰透彻的。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20世纪30 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人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 “太上皇”， 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土，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着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这也太黑了！尽管那时盛世才的“新疆革命”给中共帮助不少，但如果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包括北洋诸雄与孙中山等都在与国人对手逐鹿的斗争中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主义”的旗号，也都不是 “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所有的援助，所有的风投，都是有代价的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详细情况见相关内容)，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与中共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
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 “大东亚”的“反帝”情绪。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 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我是蒋介石的话，我也头大典型的是当年莫斯科大公就是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而莫斯科公国就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 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他们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他们必死无疑。
──如此真实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 包括1927 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味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民国的外交家如顾维钧、王世杰等都是国际政治的行家，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也非常明显。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 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屏国丢失权益的事件。而基本处于 “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着，对此不能不给子公正的评价。
──民国确实有很多外交大师民国时期中国为这种依附也付出了“代价”，为此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都被反对派斥为“卖国”，但正如毛泽东私下也承认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那样，平心而论，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权益之得远远超过了之失。
──对民国的评价，对蒋介石的评价，真的很困难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 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 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因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备、 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一战中国的站队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着的。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得的事，也是迄今为止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这众所周知而且下文还要提到。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比，但这些收获仍是重要的：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
──联合国五常的代价，不可谓不深重如下所述，民国时期中国人对外国侵略的军事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其战果常不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
当然，由于实力粥，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 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弥补一样。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凡尔赛体系”，不要被当前中文的“凡尔赛”网络用语所冲击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和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 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着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今天应当说，中共武装至少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但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并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 “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如何激烈，他们各自都没有放弃抗日， 而且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足够客观的评价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弱者对抗人侵的强者别无选择的作战方式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游击战在人、畜力战争时代确实有战胜强敌之例，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也确实有迫使民主强国退却的例子，但在现代条件下以游击战打败一个专制强国的例子是从来没有的（甚至民主强国，游击战可以使之退却，但使之“无条件投降”仍不可能)。民主强国并非不会以强凌弱侵略别人，但其侵略成本必须本国人民认可。因此民主国家“死不起人”。生命代价稍高，哪怕战争机器并无大损， 并不影响战争能力，也会引|起强烈的反战运动。其次，游击战这种军民不分的战争方式如果招致重大平民伤亡，也会在民主国家的开放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应。这两种反应都会导致民意撤销对战争的支持，使战争打不下去。
──但在现代条件下以游击战打败一个专制强国的例子是从来没有的（甚至民主强国，游击战可以使之退却，但使之“无条件投降”仍不可能)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 “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 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最后总结着实实在在“五四〞抗议仅仅两年后，又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 “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 -“遗产”）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这些成果都极大的鼓舞了国人。
──我辈当自强显然，1900年与1919 年，同样是就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 1900 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尽管它有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相反的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国人努力的方向，要使两者名副其实的事业都还“尚未成功”。
──注意秦师的用词，“公民”更有甚者，一些着作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她甚至还允许俄远东 “分离”，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正如她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 “独立”一样，苏俄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如前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最后一个摆脱的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后面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秦师的一大优势是，他有个研究欧洲的妻子金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