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嘱也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革命后的现实的确是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一党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当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宪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既不希望看到军阀割据，也不希望看到一党专政的。
──秦晖老师，开篇正文第2页，就已扔下如此之言，读来酣畅淋漓！汉景帝：“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哈哈，你们文人别说了，谈谈风花雪月！谈谈现世安好！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真讨论了我们要引进的作为好东西的现代”政党“与传统时代的坏东西”会党“、
”朋党“有何区别。诸如政党是公民以政见认同为纽带的自由结社，会党是要宣誓效忠、贼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组织；”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只要求彼此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政党是议院中”明目张胆主张国是者“，而朋党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组织；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没想到100年前的先辈，已辨析如此之深，我等羞愧清末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宪“，当然，这里指的不是战后日本那种保留了天皇的民主制，而是明治维新建立的”皇道“政体，就是明治时期那样把权力从诸侯（诸藩）那里收归中央，以强化天皇的权力，即所谓”大政奉还“”废藩置县“，在中国人看起来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变“，即从”封建“变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
──一针见血，清朝追求的其实只是个”立宪“壳子，假的正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加上中国传统的反对势力（会党、民变乃至朝廷内部尾大不掉的军阀政客之类）汇成大潮一齐“动蛮”，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第二章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后来立宪英国更是接连出了两个”外族王朝“，即源于德国的汉诺威王朝和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当时”德国人“乔治一世国王因不会讲英语而不愿出席枢密院会议，形成惯例后使枢密院脱离国王干预而演变成后来的内阁。
我们看看世界上成功通过君主立宪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国家，无论是西方的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等，还是东方的日本、泰国，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的尊敬。
而那些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从我们周围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埃及等等，都没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它们都是或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走上了共和民主的宪政之路，或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极权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临民主化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真实的传统中，国人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
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惨的废君，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
要之，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
──法家让统治者治百姓；道家让百姓忍耐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演变，贵族政治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逐鹿中原“现象也随之发生。
而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百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后的民初动乱相比，苏维埃帝国的解体后遗症应该说是轻的多。
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2.懒惰，3.愚蠢。其它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
──斯大林真是个可怕的人
第三章 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
今天流传甚广的麦迪森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朝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
“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真是杀气腾腾！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乃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人对于人是狼”了。
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第四章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 ──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刘锡鸿这样的古代官吏，真是无话可说！至今人们还把刘锡鸿、陈兰彬这样的人称为“清流”，如果这种口是心非、趋炎附势、阳儒阴法、倚权谋私的”乡愿“之徒也算”清流“，那从孔孟到东林党人大概都只能算”浊流“，而比刘、陈更”清“的，大概只有魏忠贤了。
──秦师吐槽犀利！显然，当时就连陈兰彬、刘锡鸿这些所谓”极端守旧派“也非常清楚帝制（”天下为家“）的不仁不义，宪政（”天下为公“）的亦道亦德。
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祛魅“ ──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杨晟与当年徐继畲、郭嵩焘这些大儒一样把议员称为”乡绅“，因为按儒家思想，乡绅就是”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是代表”公论“而独立与君主的。当然在中国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儒的理论，董仲舒以后这种理论也不大讲了）上如此，并没有制度安排来保证我们的乡绅会代表”公论“，倒是在西欧，我们的儒家看到了真正的”乡绅“。
──最后一句话，好凄凉！我们今天研究辛亥革命、做”事后诸葛亮“，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
重视历史的大局决不能成为给具体的罪恶作辩护的理由。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目的高尚“就可以掩盖方法的卑鄙，这样的逻辑正是过去那种”宏大叙事“令人反感的根源。
──有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如果说列宁当年不仅拿了敌国（德国）政府的钱、由德国人安排回国，后来还确实在德军占领着大片俄土的情况下制止了俄国对德作战、签订了割让半壁江山的布列斯特合约，今天主流的很多人尚且为他辩护，甚至还誉为伟大决策。那么反过来，孙中山仅仅因为曾经有过联日酬日的不当想法就遭到严词谴责、甚至连带辛亥革命都受到否定，那显然也是评人过苛，是不公平的。
本来，”国有化“无论是不是个正确的方向，只要赎买、转制得当，也不一定是掠夺，可是盛宣怀的”国有化“办法确实就是掠夺。
这些专制”国有化“的灾难当然不证明强权积累私产的”兼并“就是有理由的，相反，强权下的”私有化“和强权下的”国有化“构成了笔者过去论证过的”尺蠖效应“：”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晚清的”强摊租股──强行国有化“只不过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王朝倾覆的又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