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爱因斯坦的宇宙，1916—1919
施瓦茨希尔德先是计算了一个非旋转的球形恒星外部的时空曲率。几周以后，他又寄给爱因斯坦一篇论文，讨论了这样一颗恒星内部的时空曲率是什么样子。
无论是哪种情况，似乎都可能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事实上是必然会发生。如果一颗恒星（或任何物体）的所有质量都被压缩到一个足够小的空间（即后来所谓的施瓦茨希尔德半径〉中，那么所有计算似乎都失效了。时空将无限地自行弯曲下去。对我们的太阳而言，如果它的所有质量都被压缩到不足两英里的半径内，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而地球则需要压缩到大约1/3 英寸。
这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施瓦茨希尔德半径之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脱引力的牵引，甚至连光或其他形式的辐射也不行。时间也将延缓到停滞。换句话说，在外面的观察者看来，施瓦茨希尔德半径附近的旅行者似乎被冻结了，从而驻足不前。
──后来的黑洞在整个宇宙中，现已发现许多黑洞。我们银河系中心就有一个，质量比太阳大几百万倍。“黑洞并不稀少，它们并不是我们宇宙的一种偶然点缀，”戴森说，“只有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才能大显身手，光芒四射。也仅仅在这里，空间和时间才丧失了自己的特性，共同融入一种由爱因斯坦的方程精确描绘的卷曲的四维结构。”
现在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如果这些平直居民的二维仍然在一个表面上，但这一表面（以一种在他们看来相当微妙的方式〉发生了轻微弯曲，或者说，如果他们仍然局限于二维，但其平直表面就像是--个球面，情况会怎样？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现在让我们考患一种二维存在，但这次是在球面上而不是在平面上。”这些平直居民射出的箭看上去仍然沿直线运动，但最终却会折返，就像沿地球表面航行的水手最终会从反方向归来一样。
平直居民所处的二维空间的弯曲使其表面是有限的，但却没有任何边界。无论他们沿着什么方向旅行，都不会到达宇宙的尽头或边缘，但最终会回到同一位置。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这种思考的迷人之处在于认识到：这些生物的宇宙是有限的，但却没有边界。〞如果这些平直居民的表面类似于一个膨胀的气球，那么他们的整个宇宙将会不断膨胀，但仍然没有边界。在这样一个弯曲的宇宙中，沿任何方向发出的光将沿肴表面上的一条直线运动，但仍然会折回自身。“构想这样一种有限无界的空间，是迄今为止关于宇宙本性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物理学家玻恩这样说。
的确如此，但这个弯曲的宇宙之外是什么呢？曲线的另一侧是什么呢？这不仅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就像平直居民问他的表面之外是什么一样没有意义。他可以想象或用数学来猜想第四维空间中的事物是什么样，但除了在科幻作品中，追问我们弯曲宇宙的三维空间之外的世界什么样是没有意义的。
爱因斯坦由广义相对论导出的这种宇宙概念优雅而迷人。但有一点好像让人放心不下，它似乎是一个缺陷，需要修正或回避。爱因斯坦的理论暗示，字宙只能或在膨胀或在收缩，而不可能保持静态。根据他的场方程，静态宇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一来，引力会把所有物质拉到一起。在1905 年的五个月里，爱因斯坦提出了光量子、狭义相对论以及证明原子存在的统计方法，从而使物理学发生了革命。现在，从1915 年秋到1917年春，这段更加漫长的艰苦工作刚刚告一段落，奥弗比称：“对于物理学史上的人物来说，这也许是具有永恒光辉的最为惊人的努力。”他在做专利员时创造性的第一次爆发似乎没有什么痛苦，但这一次的努力却是艰苦卓绝的。他精疲力竭，饱受胃痛折磨。
在这一时期，他推广了相对论，提出了引力的场方程，为光量子找到了一种物理解释，暗示了量子如何涉及或然性而非确定性，还提出了一种关于整个宇宙结构的概念。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于最小的量子，还是最大的宇宙本身，爱因斯坦都是一位大师。
──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于最小的量子，还是最大的宇宙本身，爱因斯坦都是一位大师。随着关于日食结果更确切的消息传播开来，许多人都向爱因斯坦坦言，事实的证实使他们有了信心，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你已经多次说过，你本人一直对这个结果信心十足，”普朗克写道，“现在事实扫除了他人的疑虑，这是一件好事。”在爱因斯坦的这位处事冷静的赞助人看来，这次胜利还有一种超越的意味。“真与美的内在统一再次得到了证明。”爱因斯坦在回复普朗克时表现得很谦卑：“这是仁慈的上天赐予的礼物，命运使我有机会经历了这一切。”
皇家学会主席兼电子的发现者」J．汤姆孙爵士扣任会议主席。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专程从剑桥赶来，边听边做笔记。大厅中悬挂着牛顿的肖像，牛顿正威严地俯视着他们。“会场上的气氛极为热烈，简直像是在上演希腊戏剧，”怀特海说，“我们是合唱队，评说着决定宇宙命运的天条律令⋯⋯背景中牛顿的形象让我们想起，200多年以后，这个最伟大的科学体系终于第一次得到了修正。”
皇家天文学家戴森爵士展示了这些发现。他详细讲解了设备、照片和复杂的计算。最后的结论很简单。“经过对底片的认真研究，我郑重宣布，它们无可置疑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他宣布：“奔赴索布拉和普林西比的远征队所得到的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偏折，而且偏折的量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要求的一致。”
会场上并非没有人持谨慎怀疑的态度。“我们在修正和改进他的引力理论时小心翼翼地前行，这都应当归功于他老人家，”路德维希•西尔伯斯坦指着牛顿的肖像警告大家。不过最后还是位高权重的汤姆孙一锤定音。他宣布：“这一结果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身在柏林的爱因斯坦没能分享这种激动。他买了一把新小提琴以示庆祝。 但他理解这一宣告的历史影响，因为牛顿爵士的定律不再能够完全支配宇宙的方方面面。“牛顿啊，请原谅我，”爱因斯坦后来为此写道，“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
──十分激动！！！这是一场极大的胜利，但理解起来却并不容易。将信将疑的西尔伯斯坦找到爱丁顿，说人们相信世界上只有三个科学家理解广义相对论。他曾听说，爱丁顿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腼腆的贵格派信徒缄口不言。“别那么谦虚嘛，爱丁顿！” 西尔伯斯坦说。
爱丁顿回答：“恰恰相反，我正在想第三个人是谁呢。”
──哈哈哈
第十二章 名声，1919
然而，爱因斯坦对名声的厌恶更多是在理论上而不是现实中。对他来说， 躲过所有的采访、声明、照相以及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不仅做得到，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事。真正不喜欢镁光灯的人不会像爱因斯坦那样，与卓别林一起出席后者的一场电影首映式。
“他比较喜欢拍照和人群的簇拥，”作家斯诺在与他结识后说，“他有自我宣传和做作的成分。若非如此，摄影师和人群自会散去。没有什么能比避开公众的注意更容易了。如果一个人真的不想要它，就不会得到它。”爱因斯坦并未因公众的注意而毁掉他简单的生活方式。有一次，在前往布拉格途中，为避免达官贵人或好事者的骚扰，爱因斯坦决定与他的朋友弗兰克夫妇住在一起。不过，他们当时住在弗兰克物理实验室（爱因斯坦曾经在那里 .工作过）的办公室套间，爱因斯坦只好睡在沙发上。“这与一个如此著名的人也许不够相称，”弗兰克回忆说，“但这符合他对简朴生活的热爱，即使与社会常规相抵触。”
在从咖啡厅返回的路上，爱因斯地提议买一些食物做晚餐，这样就省得弗兰克的妻子再去购物了。他们买了一些牛肝，弗兰克的妻子用实验室的煤气灯烹煮。突然，爱因斯坦惊呼，“你在做什么？用水煮牛肝吗？”弗兰克夫人点点头。“水的沸点太低了，”爱因斯坦说，“你必须使用一种沸点更高的东西，比如黄油或油脂。”从那以后，弗兰克的妻子便把必须用油煎肝称为 “爱因斯坦理论〞。
──简朴，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真正需要追求什么第二天早上临行前，一个年轻人到弗兰克的办公室来找他，坚持给他看一份手稿。这个人说，根据他的E=mc’方程，可以“用原子中包藏的能量来制造威力巨大的炸药”。爱因斯坦没有将讨论继续下去，称这种想法很愚蠢。
爱因斯坦乘火车从布拉格来到维也纳，那里有3000 名科学家和兴备的民众等待听他演讲。在车站，接待方在一等车厢外面等他下来，但没有找到他。然后又去二等车厢，依然没有找到他。最后才发现，爱因斯坦在月台尽头的二等车厢里，手里提着小提琴匣子，活脱脱一个巡游的音乐家。“你知道，我喜欢坐一等车厢旅行，但我的样子现在太出名了，”他告诉接待方，“在三等车厢可以不被认出来。”
──三等车厢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要在众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地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品位低下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成就的评价同实际情况作一对照，筒直怪诞得可笑。这种离奇的状况着实让人无法容忍，但有一点都也令人感到欣慰：在这个物欲主义的时代，那些在思想和道德领域孜孜以求的人居然被看做英雄，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特色思想，哈哈哈他不喜欢被束缚，对家人也可能有些冷漠。但他喜欢和思想同伴一起交流，并且结下了一些终生不渝的友谊。他对任何年龄和阶层的人都很友好，与同事相处融洽，并试图对整个人类友善。只要不对他发号施令或在感情上强迫他，他很容易与别人结下友谊甚至是感情。
当爱因斯坦在人性的世界中游弋时，这种冷漠与热情在他那里交织成一种古怪的超然。“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需求，这两者总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反思道，“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过客’，我从末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从末失去距离感和保持孤独的需要。”
甚至他的科学同事也很惊讶，为什么他对一般人会那样和蔼，而对周围的人却会显得漠然。“我不知道还有谁像爱因斯坦那样孤独和超然，”英菲尔德说，“他不会真正受到伤害，他的生活充满了淡淡的愉快和冷冷的情感。他的温文友善完全是不带感情的，这些东西似乎来自另一星球。”玻恩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它似乎解释了爱因斯坦为何一直对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受的磨难有些漠然。“他如此和蔼，善于交际，心系人类， 却完全超然于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
──心系人类，却孤独超然爱因斯坦的超然态度反映在他的婚外情上。只要女性不会对他有所要求， 而且让他觉得可以自由接近，或者不受他的喜怒无常所左右，那么就能维持一段风流韵事。一旦担心可能失去某些自由，他就竖起盾牌。
爱因斯坦最终把这种看法告诉了汉斯• 阿尔伯特，并且承认他当工程师也许是正确的。“科学是一门困难的职业，”他写道，“有时我很高兴你选择了- 个实践领域，在那里不必寻找一株长有四个叶瓣的三叶草。”
有一个人能够激起爱因斯坦强烈而持久的情感，那就是他的母亲。1919 年年底，因胃癌而不久于人世的她搬到了爱因斯坦和爱尔莎那里。她所经受的折磨使爱因斯坦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保持超然。当她1920 年2月去世时，爱因斯坦的精神濒于前溃。“我现在对血缘关系意味着什么有着痛切的理解，”他写信给仓格尔。天文学家弗伦德里希的妻子凯特听说爱因斯坦曾向她的丈夫夸口，死亡根本不会影响到他，而爱因斯坦母亲的去世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让凯特舒了一口气。“爱因斯坦也会像其他男人那样哭泣，”她说，“我知道他会真的在乎某个人。”
──不必去寻找一株四叶草渐渐地，人们开始把相对论与道德、艺术和政治上的一种新的相对主义联系起来，这乃是源于一种流行的误解，它并不符合爱因斯坦实际的思想。人们对绝对的事物不那么信任了，不仅是时问和空间，还包括真理和道德。在 1919年12 月的一篇名为《攻击绝对》的关于相对论的社论中，《纽约时报》 声称“一切人类思想的基础已被颠覆”。
爱因斯坦后来对把相对论与相对主义混为一谈感到惊愕。我们说过，他曾经想把相对论称为“不变性”理论，因为根据相对论，结合后的时空所遵循的物理定律实际上是不变的，而不是相对的。
此外，他本人在道德和品味上也并非相对主义者。“相对论一词已经被广泛误解为相对主义，即否认或怀疑真理或道德价值具有客观性，”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后来悲叹道，“这恰恰与爱因斯坦的看法相反。他是一个质朴的、具有绝对道德信念的人，他的经历和所做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科学还是道德哲学，爱因斯坦都力图寻求确定性和决定论定律。如果他的相对论引发了骚动，扰乱了道德文化领域，这并非源于爱因斯坦的思想，而是因为人们对其做了通俗解释。
──他是一个质朴的、具有绝对道德信念的人根据霍尔丹的安排，大主教与爱因斯坦坐在一起，以便直接向他发问。大主教问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宗教会产生什么影响？
爱因斯坦的回答也许令大主教和主办方感到失望。“没有影响，”爱因斯坦说，“相对论是纯科学的东西，它与宗教无关。”
第十三章 四处奔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20—1921
1919 年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在柏林拜访了爱因斯坦，请求他的帮助。“他带着天真的神情向我发问,”布卢门菲尔德回忆说。爱因斯坦的疑问包括：以犹太人在精神和智力上的禀赋，为什么要去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民族主义难道不恰恰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吗？
爱因斯坦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从做人的态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义，”他宣称，“但作为犹太人，我从今天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他还提议在巴勒斯坦新建一所犹太人的大学，这就是后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既然不再坚持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坏的，他自然会更加热情地拥护犹太复国主义。“一个人可以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关心其部族成员，”他 1919年10 月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于我心有戚戚⋯•我很高兴地球上能有一小块土地，在那里我们的同胞兄弟不再被视作异己。”爱因斯坦甚至比同化论者更为敏锐地认识到，反犹主义并非源于理性。 “在今天的德国，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表现得有些骇人，”他在1920 年初与道。 问题部分出在通货膨胀正在失去控制。德国马克在1919 年初的价值为12美分，这虽然只抵得上战前价值的一半，但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而到了 1920年初，一马克仅值2 美分，而且还在逐月贬值。
不仅如此，战争的失败一直让人觉得脸上无光。德国损失了 600万人，换来的却是割让占一半自然资源的土地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许多自命不凡的德国人相信，这-定是因为有人出卖。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虽然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犹太人的支持，却遭到了大多数旧势力甚至是中产阶级的鄙视。
有一个群体最容易为人所不容。他们被视为一股恶势力，最应该对这种高傲的文化所面临的屈辱负责。“人们需要一只替罪羊，于是便归咎于犹太人，” 爱因斯坦指出，“他们是本能怨恨的发泄目标，因为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部族。”
──经济不好的时候，千万避免让自己成为这样的替罪羊正如阿莫斯．埃隆在其《一切之憾》(The Pity of It All) 中所指出的， 当时德國艺术和思想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各个领域的犹太资助者和先驱者。在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弗洛伊德指出，犹太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功部分在于他们“创造性的怀疑论”，这源自于他们的局外人本性。1？那些犹太同化论者没有看到，许多被他们当做同胞的德国人其实视他们为异类，或如爱因斯坦所说，把他们看成“一个不同的部族”。
然而在私下里，朋友们都吓坏了。爱因斯坦已经被触怒，对那些本不值得亲自回应的人公开表达愤慨，从而招致了更多令人不快的名声。曾经公开指责他对家庭处理不善的玻恩的妻子海德维希，现在说他“不应按捺不住情绪，作出这一相当不幸的回应”，并认为他应当对 “寂寥的科学殿堂”显示出更多的尊敬。
埃伦菲斯特说得更加严厉。“我妻子和我绝对无法相信你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些话，”他说，“如果它们果真是你本人所写，这证明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成功地扰乱了你的灵魏。我最强烈地敦促你不要再就此话题向公众这头贪婪的野兽多说一个字。”
爱因斯坦有些懊悔。“请不要对我太过苛责，”他给玻恩夫妇回信说，“在愚蠢这座祭坛上，有时任何人都要作出牺牲，以取悦神人。我是以我的文章作出牺牲的。”[4？但他并未就自己的抛头露面道歉，“如果我想待在柏林，就不得不这样做。在柏林，每--个孩子都能从照片上认出我来，”他告诉埃伦菲斯特，“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必须也给人以民主的权利。”
不用说，勒纳德对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暴跳如雷。他坚持要爱因斯坦道歉，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反相对论集会。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索默菲试图从中调停，他敦促爱因斯坦“给勒纳德写一些安抚之辞”。[6〕但爱因斯坦拒绝妥协。 勒纳德最终变本加厉地公开反犹，成为一名纳粹。
──这里好难理解，确实没有必要理会那些喷子这是爱因斯坦与勒纳德的首次会面，但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交谈。尽管宮方的会议记录里没有记载，但爱因斯坦显然一度失去了镇定。“爱因斯坦忍不住作了刻薄的回应，”玻恩回忆说。几周以后，爱因斯坦给玻恩写信保证， 他以后不会“再像在巴特瑙海姆那样激动了“。
最后，普朗克以一个勉强的玩笑结束了会议，以免酿成更大的冲突。“非常遗憾，鉴于到目前为止相对论没有办法延长本次会议所需的绝对时间，”他说，“现在必须暂时休会了。”第二天报纸上没有什么特别报道，反相对论运动暂时平息了下去。
──普朗克还是非常有风度的，不错不错但是现在，他的做法却违反了他的本性：基于所感受到的与他人的纽带和承诺，接受一个权威人物的含蓄命令。为什么？
爱因斯坦的决定表明，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广义相对论完成和得到证实之前，他几乎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甚至连他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都不予考虑。但在柏林，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盛行的反犹主义使他感到，他与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共間体有着更深的甚至是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在1921 年，他不是改变了信仰，而是改变了承诺。“实际上，我正在尽我一切所能为我的同胞兄弟服务，他们在各地的处境太糟糕了，”他给索洛文写信说。除科学以外，这将成为他最重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正如他在晚年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以后所指出的：“我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已经成为我最牢固的人性纽带。”
──尽我所能为同胞兄弟努力与奋斗哈伯写下这封亲笔信之后，爱因斯坦当日便作出回复。他不赞同哈伯把犹太人看成“信伸犹太教”的民族，而是再次主张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必须涉及种族纽带。“尽管我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但我一直感到有义务去维护我那些遭受迫害和精神折磨的部族同伴，”他说，“特别是正在筹建的犹太人大学使我充满了喜悦，最近我看到了太多对杰出的年轻犹太人不仁不义的对待，企图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就这样，1921年3月21日，爱因斯坦夫妇从荷兰第一次前往美国访问。为了显得不张扬和节省花销，爱因斯坦说他愿意乘统舱旅行。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是被安排到了特等舱。他还要求给他和爱尔莎单独安排房间，无论在船上还是在宾馆，以使他能够在旅行过程中工作。这一要求被批准了。虽然爱因斯坦讲他那些深奥的理论时使用的是德语，而且当魏茨曼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筹款时并不作声，但无论他出现在纽约的任何地方，都会人满为惠。“大都会歌剧院里的每一个座位，从乐队席到天花板下的最后⋯排都坐满了人，此外还有几百人站着，”《泰晤士报》说。关于那一周的另一场讲演也有类似的报道：“虽然他讲的是德语，但大家都急手目睹这个为科学宇宙观贡献了一种新的时空理论的人，整个剧场内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德语科学家也不容小觑，哈哈在其中一场讲演结束之后的宴会上，爱因斯坦说出了他最令人难忘和最表露真情的一句话。有人兴奋地告诉他，最近有一些实验改进了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技巧，似乎表明以太存在，光速可变。爱因斯坦知道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便没有理会。他平静地回答说：“上帝难以捉摸，但并不心怀恶意。”C1） 当时在场的数学教授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听到了这句话。10年后，一幢新的数学大楼在普林斯顿落成，维布伦希望将这句话刻在公共体息室的壁炉石架上，便去征求爱因斯坦的同意。爱因斯坦愉快地答应了请求，并向维布伦解释了他的意思：“大自然因其本性高贵而隐藏了自己的秘密，但并非通过诡计。”
──大自然因其本性高贵而隐藏了自己的秘密，但并非通过诡计爱因斯坦似乎很喜欢普林斯顿，称它“朝气蓬勃，富有活力”，是“一支没有抽过的烟斗”。对于一个喜好新的欧石南根烟斗的人来说，这句话不啻为溢美之辞。难怪 12年后他会决定永远移居这里。
而随后去的哈佛大学并没有让爱因斯坦同样喜欢。这或许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希本用德语来介绍他，而哈佛大学校长 A. 劳伦斯，洛厄尔却用法语跟他讲话。此外，虽然哈佛大学邀请爱因斯坦来访问，却没有请他做讲座。
──有意思！爱因斯坦在波士顿做了一次流行的“爱迪生测试”。发明者爱迪生是一个实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古怪（当时他 74岁）。他指责美国大学过于理论化，对爱因斯坦也有同样看法。他给求职者设计了一个测试，根据所谋职位，包括大约150 个实际问题，比如说：皮革是如何鞣成的？哪个国家喝茶最多？谷腾堡活字是由什么制成的？
《泰晤士报》称“爱迪生问卷引发的争论始终存在”，爱因斯坦当然也参与了这场争论。“声速是多少?”一位记者根据测试问他。如果有哪个人理解声波的传播，那肯定是爱因斯坦。但他承认自己并不“总是记得这些信息，因为它们在书中很容易查到”。接着，为了批驳爱迪生的教育观，他进而指出：“大学教育的价值并不在于学习许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如何思考。”
──“大学教育的价值并不在于学习许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如何思考。” 深以为然，而且现在的LLM大语言模型，已经能在事实上，碾压人类，那么思考会更加宝贵虽然爱因斯坦所得到的热情、欢呼和超级明星地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筹款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这次旅行中所取得的成功却相当有限。尽管不够富裕的犹太人和新移民为了看他而慷慨解囊，热情捐赠，但很少有地位显赫、 家财万贵的老犹太人参与进来。他们总体来说同化程度更深，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不那么热心。魏茨曼曾希望至少募集到 400 万美元，然而到了年底，实际上只募集到 75 万美元。
甚至在美国之行结束后，爱因斯坦也没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成员。他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一般想法，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创建希伯来大学，但他从未想过要迁居到那里，或者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他的感情更加发自内心。他愈发感受到与犹太民族的联系，愈发痛恨那些抛弃自己的根来同化的人。爱因斯坦对他在美国之行中扮演的角色很满意：世界公民，国际主义者， 而不是德国人。他到另外两个敌国的旅行更说明了这一点。在访问英国时，他在皇家学会做了讲演，并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牛顿墓献花。在法国，他用法语发表演说，使公众为之倾倒，还在著名的战争墓地作了悼念。
爱因斯坦 1917 年就读过拉特瑙的政治著作。在宴会上，爱因斯坦对他说：“我非常惊讶和高兴地看到，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竟然如此一致。”拉特瑙也向爱因斯坦致意，说自己读过他对相对论的通俗解释。“不能说它很好懂，但肯定相对要容易一些，”他开玩笑说。然后他向爱因斯坦提了一些非常有洞见的问题。“陀螺仪如何知道自己在旋转？它在空间中如何分辨出它不想偏向的方向？”
虽然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在一个问题上两人意见不合。拉特瑙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错误地认为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可以通过彻底同化为优秀的德国人，从而减少反犹主义。至于爱因斯坦，拉特瑙遭暗杀是一个痛苦的教训，说明暗杀并不能带来安全。“很遗憾，他成了一名政府部长，”爱因斯坦在给一家德国杂志写的一篇颂词中写道，“鉴于诸多有教养的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我一直认为，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的合乎礼数的行为应当是一笔可供自家的财富”。
警方警告爱因斯坦，他可能就是下一-个对象。他的名字已经被纳粹的支持者列人黑名单。官员们也建议他离开柏林，至少不要发表公开讲演。
──还好爱因斯坦跑到了美国爱因斯坦为什么不离开柏林？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八年，自从上学时逃离慕尼黑，再也没有哪个地方比在这里生活时间更长了。反犹主义在高涨，经济在崩溃，基尔当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莱顿和苏黎世的朋友们一直在用优厚的条件劝说他加盟。
这种惰性的确很难解释，但这也预示着他的个人生活和科学工作在20 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曾经是一个不安分的反叛者，不断改变工作和眼光，拒绝任何约束，从而为传统的正派人所不容。但是现在，他也俨然成了正派人的化身。他不再是一个浪漫的年轻人，总幻想自己是一个略带超然的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人，而是过上了一种中产阶级生活，家有爱妻，墙上贴满墙纸，屋里满是笨重的比德迈 (Biedermeier）式家具。他不再不安分，生活很舒适。
──避免自己被束缚，一定要一直保持无拘无束，思想自由他以一种略带超然和愉快的态度对待国际联盟，这在他的一生中已经屡见不鲜。按照规定，每一位会员都要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们做一次讲演，但爱因斯坦却举行了一场小提琴独奏会。在一次晚宴.上，默里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世界如此堕落，他还能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颗非常小的星球，”他回答说，“也许某些更大的、更重要的星球可能是很善良、很幸福的。”
──非常爱因斯坦的回答由于德国的恶劣气氛，爱因斯坦打算做他一生中最昂贵的一次旅行。这次始于1922 年10月的六个月巡游，将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来到亚洲和今天的以色列。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把他当做名人对待。和往常一样，这在他心里唤起了复杂的感情。一到锡兰，爱因斯坦夫妇就被等在那里的人力车拉走了。“我们坐在只能乘坐一人的小车上，由力气很大但体格脆弱的人拉着小跑，”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我因对人类同伴们遭受如此恶劣的待遇负有责任而感到痛苦和羞愧，但对此却无能为力。”
──人力黄包车 真是一种罪恶，深深赞同爱因斯坦被这一切逗乐了。“没有哪个活着的人配得上这种待遇。我担心我们是骗子，最后会坐牢，”黎明时他站在旅馆的阳台上对爱尔莎说。耳边传来了1000人的欢呼声，他们已经在外面守了一夜，希望能够见到他。德国大使说得很尖锐：“这位名人的整个旅行已经俨然成了一场商业活动。”
爱因斯坦感到有些愧对于听众，便把随后的讲演时间缩短为三个小时以内。然而在乘火车到下一个城市（路过广岛）的路上，他感觉到主办方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后来他被礼貌地告知，“筹办第二场讲演的人被骂了，因为它没有像第一场那样持续四个小时。”从那以后，他在耐心的日本听众讲演时都会讲很长时间。
──非常善良，考虑别人他觉得日本人民温和而谦逊，能够深刻领会美和思想。“在我见过的所有民族中，我最喜欢日本人，因为他们谦虚礼让，才智出众，体谅他人，艺术感强，”他给两个儿子写信说。
在回程途中，爱因斯坦唯一一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在那里待了难忘的十二天，参观了芬德（Lod)、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海法。爱因斯坦得到了隆重的英国国宾礼的欢迎，就好像他是国家元首而不是理论物理学家。礼炮响起， 他抵达了英国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豪华住地。
爱因斯坦还像往常那样朴实自然。他和爱尔莎到达时已经很累，因为他坚持坐普通旅客车厢从海滨一夜赶来，而没有乘坐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一等卧铺车厢。爱尔莎被这种英国仪式搞得身心交瘁，有几天晚上她早早就睡觉了，为的是避免礼节性的活动。“如果我的丈夫违反了礼仪，据说这是由于他是天才，” 她抱怨说，“但如果是我，却是因为没有文化。”
──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评价，好正确，本来中国人也可以这样，可惜后来被共产主义劫持了几十年；
──“如果我的丈夫违反了礼仪，据说这是由于他是天才，” 她抱怨说，“但如果是我，却是因为没有文化。” 好搞笑，乐翻了和餐尔丹勋爵一样，塞缪尔专员在哲学和科学上也是外行。他和爱因斯坦沿耶路撒冷老城走到位于圣殿山一侧的犹太教圣地一—西墙（或哭墙）。爱因斯坦虽然愈发热爱其犹太血统，但却并没有更欣赏犹太教。“愚钝的部族同伴正在祈祷，面对着墙，前后摇摆身体，”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可怜的人拥有过去，却没有未来。”
当他看到勤劳的犹太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家园时，他的反应更为积极。一天，他来到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接待处，楼外被想听他讲话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把这看做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爱因斯坦激动地宣称，“以前， 我一直觉得犹太灵魂中有种东西令人遗憾，那就是对本民族的遗忘。今天，我高兴地看到犹太人正在学习认识自己，使之被公认为世界上的一支力量。”
爱因斯坦被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他是否有一天会回到耶路撒冷居住。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奇地谨慎，没有任何惊人之语。但他深知，就像他对主办方所吐露的，如果他回来，他将成为“一个装饰品”，再也不可能有安宁和隐私。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我心里说要留下，但我的理性不答应。”
──这3段话里，启发非常多，值得细细品味，“这些可怜的人拥有过去，却没有未来。”
──“今天，我高兴地看到犹太人正在学习认识自己，使之被公认为世界上的一支力量。”--中国人也应该努力学习认识自己
──“我心里说要留下，但我的理性不答应。”
第十四章 诺贝尔奖获得者，1921—1927
瑞典委员会对诺贝尔的遗愿念念不忘，牢记该奖项应当奖励那些“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它感觉这两项要求相对论都不符合，于是委员会的报告说， “在人们可以接受这一原理，特别是授予诺贝尔奖之前，”相对论有待于获得更多的实验证据。“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爱因斯坦仍然因为相对论而多次被提名。他获得了像维恩这样的著名理论家的支持，尽管洛伦兹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他最大的障碼是，当时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对纯理论家很警惕。从1910年到1922年，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三位是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实验家，他们都是因为在完善实验测量技巧方面的贡献而出名的。“带有强烈实验偏好的瑞典物理学家们把持着委员会，”奥斯陆科学史家罗伯特•马克• 弗里德曼指出，“他们认为，精密测量是这门学科的最高目标。”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朗克要等到1919 年 (那时授予的是迟来的1918年诺贝尔奖〉才能获奖，而庞加莱则压根没有获奖。到了 1921 年，公众对爱因斯坦的狂热已经如火如茶。不论是好是坏，支持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呼声很高。大家似乎都认为，倘若他得不到诺贝尔奖，那将不可思议。而且从德国的普朗克到非德园的爱丁顿，理论家和实验家都有。他获得了14项正式提名，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竞争者。“爱因斯坦甚至像牛顿那样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爱丁顿给出了皇家学会会员可能作出的最高褒扬。
因光电效应而让爱因斯坦得奖是一个黑色幽默。他的“定律”主要基于勒纳德所作的观测，而勒纳德又是最强烈反对他当选的竞争者。在1905 年的论文中，爱因斯坦曾经感谢过勒纳德的“先驱性”工作。但在1920 年柏林的反犹集会之后，他们变成了仇敌。现在，爱因斯坦不仅在勒纳德反对的情况下获了奖，而且还是在一个以勒纳德为先驱的领域，这使勒纳德异常愤怒。他气急败坏地给科学院写了封信（这也是科学院收到的唯一一封正式抗议信)，说爱因斯坦误解了光的真正本性，而且他还是一个追名逐利的犹太人，其做法与德国物理学的真正精神背道而驰。
次年7月，爱因斯坦在一次瑞典科学会议上发表了正式受奖演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也出席了。他没有谈及光电效应，而是讨论了相对论。他在结尾强调了其新工作的重要性，即发现一种统一场论，将广义相对论与电磁理论 （如果可能的话还有量子力学）调和起来。
“一个人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发明真正新颖的东西，”爱因斯坦在完成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工作后对一位朋友悲叹道，“后来他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著名一—但思想却越来越僵化了。”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爱因斯坦在 40 岁之前要比 40岁之后创造力强那么多？部分原因在于，对在40 岁之前做出重大突破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而言，这是一种职业病。[1〕“思想已经锈住，”爱因斯坦对一位朋友说， “而钙化的外壳周围仍然裹了一层闪闪发光的名声。”
更加具体地说，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功部分来自于他的反叛精神。他的创造性与不服从权威有关。他对旧秩序没有感情依附，因此可以毅然颠覆它。这种顽固曾经很奏效。
但是现在，他用早期放荡不羁的态度换来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舒适，却又开始固执地相信，场论可以保持经典科学的确定性和决定论。于是，这种顽固开始对他不利。
若干年前，在完成了1905 年那些著名论文之后不久，他已经开始担心这种命运。“不久我的思想将陷入贫瘠和停滞，那时只能悲叹年轻人的革命精神了，”他曾对奥林匹亚科学院成员素洛文表示过这种担忧。
现在，在多次取得成功之后，一些年轻的革命者感到这种命运的确降临到了他身上。爱因斯坦后来发表了一条极有启发性的评论：“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威。”
──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威听说玻尔的理论时，爱因斯坦既印象深刻，又有点嫉妒。有位科学家曾对卢瑟福说：“他告诉我，他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但却不敢发表出来。”爱因斯坦后来这样评价玻尔的发现：“这是思想领城最高形式的音乐。”
爱因斯坦的发现要更复杂一些。假定有一团原子，电脉冲或光脉冲等能量从外界被注人，那么许多原子将吸收能量，进人更高的能量态，并开始发射光子。爱因斯坦认为，这团光子云的出现使得一个与云中其他光子具有同样波长和方向的光子更有可能被发射出来。〔3〕大约40年后，这种受激发射过程将成为发明激光的基础。“激光”（laser）是“受激辐射的光放大”(light amplification by the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写词。
──原来激光的背后，也有如此多的物理学，深深震撼这倒还能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光子会沿哪个方向射出，而且也无法确定它什么时候射出。如果一个原子处于较高的能量态，可以计算它在某一特定时刻发射光子的概率，但不论你拥有多少信息，都不可能精确确定发射的时间和方向，就像掷骰子一样全凭偶然性。
这个问题威胁了牛顿力学的严格决定论，破坏了经典物理学的确定性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知道了一个系统的所有位暨和速度，就可以确定它的末来。相对论的思想或许看似激进，但至少保留了严格的因果性，而量子古怪的不可预测性却破坏了这种因果性。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将抵制这样一种观念，即在量子力学领域，概率和不确定性统治着自然。“一个暴露于辐射的电子竟然会凭借其自由意志不仅选择跃迁的瞬间，而且选择它的方向，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不可容忍的，”几年后他对玻恩绝望地说，“要是这样，我宁愿当皮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
从哲学上讲，爱因斯坦似乎对反相对主义者作了回应，后者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或曲解）为终结了自然中的确定性和绝对性。事实上，爱因斯坦认为相对论导向了一种基于四维时空结构的对确定性和绝对性的更深描述，他称为“不变性”。而量子力学却基干自然中实际隐藏的不确定性，事件只能道过概率来描述。
──相对论是增加了一个维度，而量子理论是掀翻了桌子第二年夏天，在从瑞典发表获奖演说回家的路上，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玻尔。玻尔在火车站迎接他，乘有轨电车接他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我们乘坐电车，谈兴正浓，不觉坐过了站，”玻尔回忆说，“我们下了车往回走，但又坐过了站。”两人都没有留心，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们来来回回地坐车，”玻尔说，“人们对我们怎么看可想而知。”
他们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友谊，而且也成了一种思想交流。它始于对量子力学的不同观点，随即扩展到科学、知识和哲学的相关问题。“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什么对话能比尼尔斯•玻尔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若干年里关于量子含义的对话更伟大了。”曾经在玻尔指导下进行研究的物理学家惠勒说。 社会哲学家斯诺甚至宣称，“此前从未有过更为深奥的思想辩论。”
他们的争论涉及宇宙设计的核心。是否存在着一种不依赖于我们观察的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着什么定律能够给看似随机的现象恢复严格的因果性？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是否都是被预先决定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玻尔将一次次地揭示爱因斯坦的错误以使其皈依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每一次恼人的会面之后他都会这样喃喃地说。但这种讨论背后隐藏是一种深挚的感情，甚至是会心的幽默。有许多次， 当爱因斯坦宣称上帝不会掷骰子时，玻尔都会反唇相讥地说出那句名言：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做什么！
这一现象现在被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它是量子力学的一项卓越的重要发现，而大部分功劳都应归功于爱因斯坦。玻色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所运用的统计数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普朗克常量一样，爱因斯坦洞悉了他人发明设计中的物理实在和意义。
──物理常量系数，都对应着物理实在当时正在哥廷根教书的玻恩是爱因斯坦的密友，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往來。玻恩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这种波描述的并不是电子或粒子的行为， 而是它在任一时刻处于某一位置的概率。于是，量子力学从根本上说乃是基于偶然性而不是因果确定性，甚至比先前认为的更甚，这使爱因斯坦更加惶惑不安。
此外，爱因斯坦拒斥量子力学还因为它放弃了严格因果性，而用不确定性和概率来定义实在。休谟的真正弟子不会为此而苦恼。除了形而上学信念或根深带固的习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人确信，自然必须以绝对的确定性进行运作。虽然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但相信某些事物的确是随机发生的也许同样合理。当然，有大量证据证明，在亚原子层次这就是实情。
这不仅仅是对某种信仰的表达，也是被爱因斯坦（就像相对性原理那样） 提升至基本假设层次的一条原理。“当我判断一个理论时，”他告诉朋友霍夫曼，“我就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是否会以这种方式设计世界。”
当他提出那个问题时，有一种可能性他绝对不会相信：善良的上帝竟然会创造美妙而微妙的规则来确定宇宙中发生的大部分事物，而把少许事物完全留给偶然性。这感觉起来就不对。“要是上帝希望这样做，就会将事情完企包下来，而不会遵照某种模式…⋯他本可以彻底地干。要是那样，我们就完全不必寻找定律了。”
这引出了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家朋友玻恩（将与他就此话题争论30 多年） 所说的一句名言。“量子力学固然令人赞叹，”爱因斯坦说，“可是有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我，那还不是真实的东西。这个理论说得很多，但是一点也没有使我们更接近于．‘老头子’的秘密。无论如何，我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
第十五章 统一场论，1923—1931
他希望拓展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使之也能描述电磁场。“追求统一的心灵不可能满足于存在着两种本质上非常独立的场,”爱因斯坦在其诺贝尔奖演说中说，“我们寻求一种在数学上统一的场论，在这一理论中，引力场和电磁场仅仅被解释为同一种均一场的不同分量或显现。”
他希望这样一种统一理论能够使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相容。在 1918 年普朗克60 岁生日祝词中，爱因斯坦公然将普朗克拉人了同一战壕：“但愿他能够将量子理论与电动力学和力学成功地统一到同一个逻辑系统中。”爱因斯坦也在哈维尔河的避难所推波助澜。基至在他的小论文发表之前， 他就接受了一家英国报纸的采访。“将自然定律的二重性统一起来一直是我最大的抱负，”他说，“我的工作旨在推进这一简化，特别是用同一个公式来解释引力场和电磁场。因此，我称它为对‘统一场论’的贡献…现在，不过只是在现在，我们知道推动电子沿椭圆轨道围绕原子核运动的力与推动地球绕日周年旋转的力是同一种。”52！当然，事实上爱因斯坦并不知道这一点，甚至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他还接受了《时代》周刊的采访，而且上了封面，这是爱因斯坦五次登上 《时代》封面中的第一次。《时代》周刊报道说，当世界等待他“深奥且条理清晰的场论”公之于众时，爱因斯坦还在他的乡间隐居缓缓踱步，看上去“形容枯槁，神经紧张，心情烦躁”。《时代》周刊还解释说，他之所以面露病容，是因为受到胃痛的折磨，而且总是有来访者打扰。此外，“就像许多犹太人和学者一样，爱因斯坦博土完全不进行体育锻炼”。
普鲁上科学院印制了爱因斯坦论文的1000 份拷贝，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1月30日一经面世就立即销售一空，科学院又赶紧加印了 3000 份。伦敦的一家百货商店在橱窗里将它贴了出来，人们争相到那里观看，试图理解这篇带有33 个神秘方程的复杂的数学论文。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支付了… 大笔钱，为的是让论文手稿能够珍藏在其图书馆。至于《纽约时报》，则在那个星期天派记者到城市周边的教堂报道关于它的布道，从而将统一理论提升到一种宗教层次。“爱因斯坦被视为几近神秘。” 大标题这样写道。据报道，亨利• 霍华德牧师大人说，爱因斯坦的统一理论支持了圣保罗的综合以及世界的“统一性”。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说，它为玛丽•贝克• 埃迪的虚幻物质理论提供了科学支持。还有人欢呼它“促进了自由”，是“迈向普遍自由的一步”。
1927年10月，出席会议的首先是这样三位大师，他们曾经帮助开辟了物理学的新时代，现在却对由此造就的怪异的量子力学心存疑虑：晚年的洛伦兹，74 岁，因电磁辐射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普朗克，69岁，因量子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爱因斯坦，48岁，因为发现光电效应定律而获得诺贝尔奖。
洛伦兹曾经希望爱因斯坦在会议上报告量子力学的情况。爱因斯坦先是答应，后又拒绝了。“经过长时间的考患，我断定我没有能力报告当前的形势，” 他回信说，“这部分是由于我不费同新理论纯统计的思路。”接着他非常悲衰地补充了一句，“我请求你不要生我的气。”
最后，玻尔做了开场报告。在描述量子力学的成就时，他毫不客气地说， 确定性和严格因果性在亚原子层次并不存在。并没有什么决定论的定律，只有概率和偶然性。脱离观察和测量来谈论“实在”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所选择的实验类型，光可以是波或粒子。
爱因斯坦在正式会议上没有说什么。“抱歉的是，我并没有足够深入地研究量子力学，”他一开始就坦言。不过经过几天的讨论，他将把玻尔及其支持者带人热烈的讨论之中，不时还会用掷假子的神来善意地幽默一把。“不能用一大堆‘也许’来构造一种理论，”据泡利回忆，爱因斯坦这样说，“归根结底它是错误的，即使它在经验和逻辑上很正确。”
〞讨论很快就集中到爱因斯坦与玻尔就目前的原子论能否被视为最终解答的袂斗上来，”海森伯回忆说。正如埃伦菲斯特后来对学生所说：“哦，它很让人愉快。”
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非正式讨论中，爱因斯坦一直在抛出新奇的思想实验，以证明量子力学并未给出关于实在的完备描述。通过某种假想的精巧装營，他试图至少从原则上表明，确定地测量出一个运动粒子的所有特征是可能的。就这样，爱因斯想的每一次出击都会遭到玻尔的回击。玻尔每一次都会说明，不确定原理的确限制了我们关于一个运动电子可能知道的信息。“就这样一连数天，”海森伯说，“最终我们——玻尔、泡利和我——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的领域信心百倍了。”
“爱因斯坦，我为你感到害羞。”埃伦菲斯特责备道。他很沮丧，因为爱因斯坦对地子力学表现出的顽固与保守的物理学家当初对相对论的表现如出一辙。“他现在对玻尔的看法正像绝对同时性的拥护者当初对他的看法一样。”
爱因斯坦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发言表明，不确定性原理并非他关心量子力学的唯一方面。量子力学似乎允许超距作用，这使他备感困扰（而且后来变得更甚）。也就是说，根据哥本哈根解释，发生在一个物体上的事情能够瞬间确定对另一处物体的观测。根据相对论，位于空间中不同位置的粒子是独立的。如果对其中一个粒子的作用能够瞬间影响远处的另一个粒子，爱因斯坦指出：“那么在我看来，它就与相对论假设相抵触。”爱因斯坦坚称，没有力能够传播得比光速还快，引力也不例外。
──美妙的科学交锋在巴黎火车北站，他们在站台上相互道别。爱因斯坦对德布罗意说，抛开数学表述不算，所有科学理论都应当能够非常简单地描述出来，“以至于小孩子都能理解”。他又说，有什么能比波动力学的纯统计解释更复杂呢！“坚持下去，”离别时他对德布罗意说，“你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他的方向并不正确。到了 1928年，量子力学的正确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德布罗意不得不放弃原有立场。“但爱因斯坦依然坚持已见，认为对波动力学的纯统计解释不可能是完备的。”德布罗意多年以后回忆说，言语中带着尊敬。量子力学最终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理论，爱因斯坦后来也给出了他自己的不确定性版本。他不再说量子力学不证确，而只是说它不完备。1931 年，他提名海森伯和薛定谔获诺贝尔奖（他们和狄拉克一起获得了 1932 和1933 年诺贝尔奖）。“我确信这种理论无疑包含了一部分终极真理，”爱因斯坦在提名信中写道。
一部分终极真理。爱因斯坦感到，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并不能完全解释实在。
它的缺点在于，它“声称描述的不是物理实在本身，而仅仅是我们观察到的物理实在发生的概率,”爱因斯坦在那年为麦克斯韦（这位大师为物理学提供了他所钟爱的场论进路）写的一篇颂辞中写道。文章的结尾是一段纯正的实在论告白，足以令休谟、马赫甚至是午轻的爱因斯坦蹙额。它径直否定了玻尔的看法，即物理学关心的不是自然是什么，而只是“我们可以对自然说些付么”。他宣称：“对一个独立于感知主体的外在世界的信念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一部分终极定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不乏连续性，因此说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经验论到实在论的清晰转变是错误的。3？不过公平地说，他在20世纪 20 年代反驳量子力学时，已经变得不那么恪守马赫的教义，而更像是一个实在论者。正像他在麦克斯韦颂辞中所说，他相信一种独立于我们观察而存在的背后的实在。
这可见于爱因斯坦 1933 年6月在牛津所作的一个名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的讲演，其中概括了他的科学哲学。4？讲演一开始就告诚大家，要想真正理解物理学家的方法和哲学，“不要听他们说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爱因斯坦做了什么，而不是听他说什么，那么很显然，他相信（任何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如此）一切理论的最终结论必定能被经验和实验检验所证实。他在论文结尾经常会呼吁做这类实验。
──要看他们做什么，对中共政府的观察也应当如是在牛津讲演中，爱因斯坦先是肯定了经验论：“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如于经验并终于经验.”但旋即强调了“纯粹理性”和逻辑推导的作用。他坦言， 在用张量演算成功地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方程之后，他已经转而信任一种数学进路，较之经验的作用，它更强调方程的简洁和优雅。
他说，既然这种进路能够使广义相对论受益，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自然乃是可能设想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现”。[1？这种信念不仅雅致，而且极为有趣。在数学“简单性”指导他探素统一场论的那些年里，它的确道出了爱因斯坦思想的精髓。它与牛顿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卷中的伟大宣言遥相呼应：“自然喜欢简单性。”
但爱因斯坦并末证明这-似乎与现代粒子物理学相对立的信念，也人末详细解释他所说的数学简单性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坚持了这样一种深刻的直觉，即这就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方式。“我确信我们可以借助纯数学构造来发现将它们彼此相连的概念和定律，”他宣称。
这种信念（事实上是一种信仰）爱因斯坦曾在1931年5月访问牛津时表达过，那时是要授子他荣誉博士学位。他在讲演中解释说，他对统一场论的不懈追求更多是受到了优雅的数学而不是实验数据的推动。“指导我的不是来自背后实验事实的压力，而是来自前方数学简单性的吸引，”他说，“只能希望实验将会追随数学的旗帜前进。”
在1933 年牛津讲演的最后，爱因斯坦同样表示相信，场论的数学方程是把握“实在”的最好方式。他承认，到目前为止，这在似乎由偶然和概率所支配的亚原子层次并不奏效。但他告诉听众，他坚信这并非最终答案。“我仍然相信可能有一种关于实在的模型一一也就是说，有一种理论可以表示事物本身，而不仅仅是它们发生的概率。”
──自然乃是可能设想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现从1924 年开始，加州帕萨迪纳市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文学家哈勃用 100 英寸反射望远镜做出了一系列惊人发现。第一项发现是，所谓仙女座星云实际上是大小与银河系差不多的另一个星系，距离我们接近 100 万光年〈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距离超过 200 万光年)。不久他又发现了 20多个更远的星系（我们现在认为存在着超过1000亿个这样的星系）。
哈勃接下来的发现更为惊人。通过测量恒星光谱的红移（光谱的红移之于光波就如同多普勒效应之于声波），他意识到这些星系正在远离我们。关于四处的遥远星体看起来正在远离我们，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1）我们处于宇宙的中心（自哥白尼以降，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这种观点)；2）整个宇宙都在膨胀，也就是说，一切物体都在四处向外延伸，因此所有星系都在彼此远离。
当哈勃证实，总体来说诸星系正在以和我们距离成正比的速度退行时，事实变得很清楚，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些两倍之遥的星系退行速度就快P 倍，三偣之遥的星系退行速度就快三倍。
──仰望星空这天天气晴朗，爱因斯坦愉快地摆弄起望远镜的转盘和仪表来。有人向随行的爱尔莎解释，这台仪器是用来确定字宙的范围和形状的。据说她回答：“我丈夫在一张旧信封背面就可以做这件事。”
──张嘴就来，没文化真可怕当然，如果爱因斯坦相信他最初的方程，并且直接宣布他的广义相对论预育了宇宙在膨胀，那将更令人激动。倘若他果真这样做了，那么哈勃在十几年后对宇宙膨胀的证实将和爱丁顿证实他关于太阳引力使光线弯曲的预言一样引发轰动。“大爆炸”也许会因此而被命名为“爱因斯坦爆炸”，而且可能会像现代物理学那些最迷人的理论发现一样永载史册，引人遐想。
事实上，爱因斯坦欣然放奔了这个他从不喜欢的宇宙学常数。在1931 年新版的相对论通俗著作中，他增补了一个附录57?来解释他曾经加到场方程中的那…项为什么（谢天谢地）不再必要。“当我与爱因斯坦讨论宇宙学问题时，”乔治．伽莫夫后来回忆说，“他指出，引人宇宙学项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结果证明，宇宙学常数不仅很难消除，而且仍然是字宙学家所必需的。今天，宇宙学家用它来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导致这种膨胀的似乎是神秘的暗能量，它们的行为就好像是爱因斯坦常数的一种表现。结果，每年都要进行两三次观测，每次所作的报告都会以类似2005年 11 月的这段文字开篇：“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给他的方程加了一个‘字亩学常数’來解释宇宙的膨胀，继而又撤回了它，但新的研究也许证明了他的天才。”
第十六章 知命之年，1929—1931
各种礼物和祝福从世界各地纷至杏来。最令他感动的是普通人寄来的礼物。一个女裁缝寄给他一首诗，一个失业的男人用自己积攒的硬币给他买了一小袋烟草。爱因斯坦深受感动。第…个收到他致谢回信的就是这个失业工人.
房子造得很简洁，内部是光洁的镶板，外部则是未上清漆的原木。透过一扇大落地窗，可以欣赏哈维尔河的宁静景色。著名的包豪斯家具设计师马塞尔．布劳耶曾经表示愿意做室内设计，但爱因斯坦趣味保守。“我不愿住在这些家具中间，它们会使我想起机器车间或医院手术室，”他说。最后还是用了柏林公寓里剩下的一些笨重的旧式家具。
爱因斯坦在底层的房间里有一张简洁的木桌、一张床和一幅不大的牛顿肖像。爱尔莎的房间也在楼下，两个屋子之间是一个公用的盥洗室。楼上的小房间是她两个女儿以及女仆的卧室。“我非常喜欢住在这个新的小木屋里，虽然这所房子几乎使我破产，”他住进去不久给妹妹写信说，“每天可以进行帆船运动，欣赏风景，秋日独自漫步；这里静谧非常，真是一个天堂。”当爱尔莎发现米沙诺夫斯基到牛津找过爱因斯坦时暴跳如雷，特别是因为米沙诺夫斯基没有对她说实话。爱因斯坦从牛津写信给爱尔莎要她冷静。“你对M女士的不满毫无理由，因为她的行为完全符合最好的犹太-基督教道德，” 他说，“证明如下：1）一个人应当做他喜欢且不伤害他人的事情。2）一个人不应当做他不喜欢且只会激怒他人的事情。因为第一条，她来找了我。因为第二条，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无可指摘吗?”但在给爱尔莎的女儿玛戈特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称米沙诺夫斯基的追求是徒劳的。“她对我的追求正在变得不可收拾，”他给米沙诺大斯基的朋友玛戈特写信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但为了妈妈〔爱尔莎〕和M女士，最好不要让:张三李四说闲话。”
──学习下逻辑！太厉害了！ 1）一个人应当做他喜欢且不伤害他人的事情。2）一个人不应当做他不喜欢且只会激怒他人的事情。有一次，勒巴赫的一件衣服落在了爱因斯坦的帆船上，这酿成了一场家庭纠纷。爱尔莎的女儿因此敦促爱尔莎让爱因斯坦结束这段不正当的关系。但爱尔莎担心丈夫会拒绝。他曾经表示，一夫一妻并非男人和女人的天性。所以最后，她还是觉得尽力维持他们的婚姻更明智，因为婚姻可以满足她在其他方面的渴望。
爱尔莎爱她的丈夫，也敬重他。她意识到，必须完全接受他的复杂个性， 特别是因为作为爱因斯坦夫人的生活给她带来了许多幸福。“这样一个大才应当在任何方面都无可指摘，”她对艺术家和蚀刻画家赫尔曼• 施特鲁克（他在爱因斯坦 50 岁生日时为他画了肖像，就像 10 年前所做的那样）说，“但大自然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她在哪里毫不吝惜地给予，也在哪里慷慨大方地拿走。” 好处和坏处只能通盘接受。“你必须把他看成一个幣体，”她解释说，“尽管同他生活令人疲惫，复杂难解，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但上帝巴经赋予他如此多的高贵品质，我觉得他很了不起。”1928年4月，32 岁的杜卡斯被领进爱因斯坦的病房，爱因斯坦伸出手， 微笑着对她说，“这里躺着一具老顾童的尸体。”从那一刻起，直到爱因斯坦 1955 年去世（事实上是直到她本人1982年去世），终身未嫁的杜卡斯忠心耿耿地保护着他的时间、隐私、名誉和遗产。虽然她会对看着顺眼的人露出善意的微笑，显得充满生气，但她总体上说是严厉无情的，有时甚至会激怒别人。
──终身追随爱因斯坦啊......但汉斯•阿尔伯特和25 年前他父亲一样顽固，他宣布铁定要和弗里达结婚。爱因斯坦承认自己无法阻止，但劝儿子保证不会要孩子。“要是哪一天你感觉不得不离开她了，你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不来找我谈话，”爱因斯坦写道， “那一天终究是要来的。”
汉斯．阿尔伯特和弗里达于1927 年结婚，也有了孩子，直到31年后弗里达去世，他们的婚姻一直很稳定。正如他们的养女伊夫林．爱因斯坦多年后回忆的：“阿尔伯特曾就自己的婚姻同他的父母纠缠了那么久，你也许以为他不会去干涉自己的儿子。但并非如此。我的父母结婚时，冲突一次接着一次。”
在一封写给爱德华的信中，爱因斯坦表达了他对汉斯•阿尔伯特婚姻的沮丧。“家族退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爱因斯坦写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原谅（汉斯．）阿尔伯特罪过的原因。我本能地避免见到他，因为在他面前我开心不起来。”
但没过两年，爱因斯坦开始接受弗里达了。1929 年夏，汉斯•阿尔伯特夫妇去看望他，他写信给爱德华说，他们已经言归于好。“她给我的印象要比预想的好，”他写道，“他们在一起的确很甜蜜。上帝保佑那些乐观的人。”
──这个老爸讲话好厉害，疯狂PUA，“要是哪一天你感觉不得不离开她了，你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不来找我谈话，那一天终究是要来的。”1927年，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到柏林过新年，爱因斯坦见到了他。弗洛伊德当时 70 岁了，患有口腔癌，一只耳朵听不见了，但两人有一次愉快的谈话， 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关注的是政治而不是各自的研究领域。“爱因斯坦对心理学的了解就像我对物理学的了解，”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爱因斯坦从未请弗洛伊德看望或治疗他的儿子，对心理分析的思想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趣。“深人潜意识并不总是有帮助，”他曾这样说，“我们的腿由 100 块不同的肌肉所控制。如果通过分析我们的腿，清楚了解了每一块肌肉的确切目的及其运作次序，你认为这能帮助我们走路吗?”爱因斯坦肯定没有兴趣亲自接受治疗。“我希望一直躲在暗处，不被分析，”他说。
──“爱因斯坦对心理学的了解就像我对物理学的了解，”上大学时，爱德华爱上了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这一特征频频出现在他们家庭中，也许会让弗洛伊德觉得好笑。后来，这一关系痛苦地结束了，他变得倦怠而押郁。他的父亲建议他找一个年轻点的“玩物”调情，还建议他找份工作。“即使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也曾有过失业的挫折，”他写道，“生活就像骑自行车。要想保持平衡，就要不断运动。”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爱德华有这样一句警向。
爱因斯坦礼貌地回信说他可以接受这种看法，“但它几乎什么也没说清楚。”他接着说，生活本身是没有内涵的。“那些生活在社会中，坦诚相见、有难同当的人，那些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并乐在其中的人—一这些人过的是…种充实的生活。”
这一劝诚中有一种会意的自指性。爱因斯坦在分担别人痛苦上没有什么倾向或天分，作为补偿，他专注于对他来说重要的东西。“泰特身上有我自己的许多东西，但在他那里似乎更加突出，”爱因斯坦向米列娃坦言，“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但生活起来并不容易。”
──那些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并乐在其中的人—一这些人过的是一种充实的生活。
──用乔布斯的话来说，即是：Make Something Wonderful“那么在我的余生中，我一定要非常注意我的言行。”爱因斯坦回答说。根据后来教堂简报上一篇文育的说法，他开玩笑说：“我也许想到他们会把我变成一个犹太教的圣徒，但从未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新教的圣徒！”
教堂是在小洛克菲勒资助下建成的。爱因斯坦与这位大资本家、大慈善家见了面，目的是讨论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研究资助的复杂规定。爱因斯坦说：“繁琐的手续就像绑扎木乃伊的带子一样束缚人的心智。”
因大萧条之故，他们还讨论了经济和社会正义。爱因斯坦建议缩短工作时间，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被雇用，至少就他对经济学的理解而言是这样。他还说，延长学年可以避免年轻人同他们的长辈竞争就业。
小洛克菲勒问：“这种想法难道不是要把不正当的限制强加于个人自由吗？”爱因斯坦答道，当前的经济危机证明这些揹施是正当的，就像各国政府在战时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一样。这使爱因斯坦有机会阐述其和平主义立场，小洛克非勒对此客气地表示不敢苟同。最令人难忘的演讲是他给新历史学会作的和平主义呼吁。在讲演中，他呼吁“不妥协地抵制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接着，他讲了-•段著名的话，呼吁有 2％的勇敢者站出来：
胆怯的人也许会说：“这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投入监牢。”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预定要服兵役的人当中，哪怕只有2％的人⋯⋯宣布拒绝打仗，那么政府就会无能为力，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德国的朋友们在新闻短片上看到所有这些宣传造势活动时非常惊讶，甚至有些恐慌。“在每周的新闻短片上看到你在圣地亚哥被赠予一辆载有可爱的海仙女的花车，以及种种类似的场面，我总是觉得很好笑，”音辞尖刻的海德维希•玻恩写道，“无论事情从外表看来多么疯狂，我一直觉得亲爱的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有文化的人，开玩笑总是非常有意思此外，密立根提升加州理工学院的质量依靠了具有类似想法的保守派的大量捐赠。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感情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敦促密立根别让爱因斯坦再对地球上的事情说三道四，而要对宇宙问题发表看法。正如阿莫斯．弗里德少将所说，他们必须防止“因招待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博上而帮助和教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去叛国”。作为回应，密立根斥责爱因斯坦呼吁抵制军事对抗。他宣称：“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都不可能作出那个 2%的评论。”
密立根特别膲不起两个人，一个是鼓吹社会主义观点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密立根称他是“加利福尼亚最危险的人”；另一个是演员卓别林，他在世界上的名气与爱因斯坦相当，在左翼的观点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令密立根不安的是，爱因斯坦竟然在短时间里与两人交好。在游览环球影城时，爱因斯坦提到他一直想见卓别林。于是摄影棚老板给卓别林打了电话，他马上赶来与爱因斯坦夫妇在内部餐厅共进午餐。结果几天以后，爱因斯坦和卓别林打着黑色领带，一起出席《城市之光》的首映式，这是这个新的名人时代最令人难忘的景象之一。他们走进剧场时，人们欢声雷动。卓别林意味深长地（且准确地）指出：“他们欢呼我是因为他们都理解我， 他们欢呼你则是因为他们都不理解你。”
最后，爱因斯坦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做了一场报售，这时他表现得更为严肃。这场报告以他的人道主义观点为基础，讨论的是科学以往所带来的好处为何不多于害处。战争期间，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残杀的手段”；而在和平时期，科学则“使我们生活忙碌和不安定”。科学非但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反倒让人“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在劳动中毫无乐趣”，从而“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力图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必须是科学的主要日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需要为技术增添更多的人文气息，“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正在会上，他试图劝爱因斯坦相信，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和平主义。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观点。“和平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容易赢得人民，”他说，“我们应当先为和平主义工作，然后再为社会主义工作。”〔3〕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组织，美国没有加入。爱因斯坦不费同国际联盟采取的过于温和的方法，因为它不是呼吁彻底裁军，而只是力图为交战和军控制定适当的规则。1928年1月，当被邀请加人国际联盟的一个裁军委员会，研究限制毒气战的措施时，他公开表达了对这种半吊子手段的厌恶：
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指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比，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众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
──解决问题的根源辛克莱、弗洛伊德、杜威和韦尔斯等人都持爱因斯坦这种和平主义观点。“我们相信，每一位真诚渴望和平的人都要求废止对年轻人的军事训练，〞他们在1930年的一份爱因斯坦也参与签名的宣言中说，“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爱因斯坦称这篇文章“相当愚蠢”。和平主义并不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有时会导致对自由的压制。“我并不相信那些通过革命活动获取权力的人会按照我的理想行事，”他写信给希勒，“我也相信，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被全力以赴地推进，使之远远超前于任何带来社会变革的努力。”
和平主义、世界联邦制和对国家主义的憎恶只是爱因斯坦政治观点的一部分，他还强调社会正义，同情受压迫者，痛恨种族主义，偏爱社会主义。然而和以前一样，在20世纪30 年代，他对权威的警惕、对个人主义的忠诚以及对自由的热衷使他拒不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爱因斯坦既非赤色分子，亦非受人操纵的傀儡，”曾经分析过爱因斯坦政治观点的弗雷德． 杰罗姆写道，他也曾研究过美国联邦调查局搜集的关于爱因斯坦的大宗档案。
这种对权威的警惕反映了爱因斯坦所有道德原则中最基本的部分：自由和个人主义是创造性和想象力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他还是一个少不更事、莽撞无礼的孩子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他又对这一原则作了清晰表述。“我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使之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他说。
──可以理解，为什么编程随想如此热爱爱因斯坦1932年，照料爱尔莎女儿的医生的儿子，13岁的托马斯．巴基见到了爱因斯坦，他们有过一次关于政治的长时间讨论。“爱因斯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巴基回忆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不论是苏联、德国还是南美。他主张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且痛恨 -~切独裁统治，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
他还说，他对苏联得到了一些阴郁的结论。“在顶端出现的是个人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出于纯粹自私的动机而行动的、渴望权力的个人运用着最卑劣的手段；在底部似乎存在着对个人和言论自由的彻底压制。人们感到惊奇，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笑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世纪50年， 的红色忍惧时期汇编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时，竟然有一份证据显示，他曾经答应而非拒绝参加这次世界反战大会。
当时爱因斯坦有一位名叫艾萨克• 唐•莱文的俄商美国新闻记者朋友。作为赫斯特（Hearst)报业的专栏作家，他曾经对共产主义者表示同情，但渐渐开始激烈反对斯大林及其政权。与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创始人罗杰•鲍德温以及罗素等公民自由的捍卫者一样，爱因斯坦支持出版莱文的《来自苏联监狱的信》(Lettersfrom Russian Prisons)，以揭露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他甚至还亲笔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斥责“苏联的骇人政权”。
──顶端是纯粹自私的个人斗争，底端是对个人和言论的彻底压制，爱因斯坦看的透彻莱文随后出版了斯大林的传记，对这位独裁者的残忍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揭露，爱因斯坦读后称其“鞭辟人里”。他由这本书得出了一个有关独裁政权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明确教训。“暴力滋养了暴力，”他给莱文写信表示赞许，“自由是一切真正的价值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
尽管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关系密切，但爱因斯坦对阿拉伯人也很同情，犹太人大量涌人后来的以色列正在使阿拉伯人流离失所。他的话很有预见力。〞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他 1929 年给魏茨曼写信说，“那么经过了2000 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无论是在给魏茨曼的信中，还是在写给一个阿拉伯人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都建议成立一个由不受约束的四个犹太人和四个阿拉伯人组成的“枢密院”， 以解决各种争端。他说：“两个伟大的闪米特族拥有一个共同的伟大未来。”他警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几位朋友，如果犹太人不能确保双方和谐相处，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无有宁日。
──经过2000年的苦难，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1932 年，国际联盟的国际知识界合作协会邀请爱因斯坦选择一位思想家， 与之就战争和政治等议题进行通信。爱因斯坦选择了弗洛伊德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及和平主义偶像。他在信中提出了一种已经思考多年的观点。他说，要想消除战争，各个国家应该把它们的一部分主权交给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它有能力作出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的裁决，并强迫绝对服从其裁决的执行”。换句话说，必须创建一些比国际联盟更有力量的国际权威机构。
早在少年爱因斯坦憎恶德国的军国主义，以及像约斯特•温特勒那样拥护世界联邦制时，他就一直痛恨国家主义。他的政治观点有一条基本假设，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动摇了他的和平主义原则之后也仍然保持不变，那就是，他主张有一个国际的或“超国家的”组织能够通过强制化解争端来摆脱国家主杈的混乱。
他写信给弗洛伊德，“对国际安全的追求包含着每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无条件地放弃它的行动自由——也就是它的主权，而且显然，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导向这样的安全。”多年以后，爱因斯坦将更加固守这一途径，以克服他所帮助缔造的原子时代的军事危险。
──原来爱因斯坦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构思联合国，非常了不起诶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一种悲观主义的结论：
这些观察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压制人的侵略性倾向。有人说，在地球上一些幸福的角落，自然界大量产生出人们需要的各种东西，那里的种族兴旺发达，生活温和友善，而不知道侵略或强取豪夺。我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我想要关于这些幸福的人们的进一步详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也通过保障物质需要的满足和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立志消除人的侵略性。在我看来，这种希望是徒劳的。其间，他们正忙于改善他们的军备。
第十七章 爱因斯坦的上帝
“的确，你可以这样说,”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尝试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探寻自然的奥秘，你将会发现，在所有可以认识的规律和联系背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无形的、莫名的东西。对这种超越了可理解事物的力量的敬畏就是我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是有宗教信仰的。”
您认为耶穌确有其人吗？“毫无疑问！任何人读福育书都会感受到耶稣的真实存在。他的人格跃动在学里行间。神话中找不到这种生活。”
您信仰上帝吗？“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我们有限的心灵来说，这里涉及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就像-个小孩子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面藏有用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这个孩子知道一定有人写过这些书，但不知道是如何写成的，也不懂得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他隐约怀疑有一种神秘的秩序掌控着这些书，但不知道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即使最有思想的人对待上:帝也无非是这种态度。我们看到宇宙秩序井然，遵从着某些定律，但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理解这些定律。
这是-种犹太人的上帝概念吗？“我是一个决定论者，并不相信自由意志。 犹太人相信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人可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我并不这样认为。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犹太人。”
这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吗？“我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很着迷，但我更欣赏他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因为作为哲学家，他第一次将心与物看成一体，而不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
您是如何得到您的思想的？“我实在是一个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利用我的想象。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则可以包含世界。”
您相信不朽么？“不。一次生命对我已经足矣。”[2〕
──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则可以包含世界爱因斯坦试图清晰地表达这些感受，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所有那些希望他能就自己的信仰简单作答的人。于是1930 年夏天，在卡普特航行沉思期间， 他创作了一篇信仰告白—《我的信仰》，结尾解释了他为何自称有宗教信仰：
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最美好感情是神秘的感情。它是一切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端处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数畏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一支熄灭的蜡烛。认识到在可经验事物背后存在着某种我们的心灵所不能把握的东西，其美和崇高只能间接地为我们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一位科罗拉多的银行家写道，他已经从2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得到了他们对是否信仲上帝的回答。他也问爱因斯坦这个问题。“我不能设想这样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竟会直接干预人的活动，或是对自己的造物进行评判，” 爱因斯坦在信中说，“我们只能把握到可知世界的一鳞半爪，对其中显露出来的至高精神进行谦卑的赞美，这就是我的宗教感情。在感情上深信，在无法理解的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至高的理性力量，便是我的上帝观念。”
──对不可知的自然的谦卑任何严肃追求科学的人都会越來越确信，有一种精神呈现于宇宙定律之中。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了人的精神。面对它，力量有限的我们必定会感到谦卑。于是，对科学的追求会导向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它着实不同于某些更加幼雅的人的宗教感情。
在这位红衣主教的冲击下，纽约著名的正统派犹太领袖戈德斯坦拉比给爱因斯坦发去了一封非常直接的电报：“您信仰上帝吗？句号。回复资费已付。五十字。”爱因斯坦用规定字数的一半做了回复。这也是他给出的各种回答里最著名的版本：“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中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
──“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然而，不论是否完全赞同，大多数人是满意的，因为他们欣赏爱因斯坦所说的话。一个在创造的荣耀之中反映出來而不介人日常事务的非人格化上帝的思想，在欧洲和美洲都隶属于一种可敬的传统。它也可以在爱因斯坦最喜欢的一些哲学家那里找到，而且总体上符合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 •富兰克林等美国缔造者的宗教信仰。
──这样的信仰，我也觉得有爱因斯坦终生都坚决反对别人说他是无神论者。“有些人说上帝不存在，” 他对朋友说，“但真正令我感到气愤的是，他们竟然用我的说法来支持这样的观点。”
与弗洛伊德、罗素和萧伯纳不同，爱因斯坦从未感到有必要去诋毁那些信仲上帝的人，而是倾向于贬损无神论者。“宇宙和谐的秘密无法获得，由此产生的绝对谦卑感将我与大多数所谓的无神论者区分开来，”他解释说。
事实上，相比于信仰者，爱因斯坦更倾向于批判清除信仰的人，他们似乎更加缺少谦卑或敬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狂热的无神论者就像一些奴隶， 在一番艰苦斗争之后，他们已经摆脱了柳锁，却仍然感受到它的压迫。由于抱怨传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们无法听到天籁。”爱因斯坦后来在红约协和神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了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他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与“应当是什么”有关的人的思想和行动；宗教则有相反的职权范国。然而两者有时可以相辅相成。“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他说，“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
这篇谈话上了新闻头版，他言简意赅的结论也变得众人皆知。“这种情况也许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表达：没有宗教的科学就像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就像瞎子。”
爱因斯坦继续说，但有一种宗教观念是科学所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一个可以随意介入他所创造的事件或造物生活的神。“当今宗教领城与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的上帝这…概念，”他说。科学家旨在发现支配实在的永恒定律，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否认神的意志或人的意志会破坏这种宇宙因果性。
──爱因斯坦其实已经描述的非常清楚了他相信，人的行动同时受制于物理定律和心理定律，这-思想也是得自于叔本华的著作。在1930年的《我的世界观》中，他将一条格言归之于叔本华：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 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过：“人可以依其意愿而行，但不能随心所欲。”(A man can do as he wills, but not will as he wills) 从我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对我就是真正的启示；在自已和他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给我以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
──思想的源泉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人是自由的行动者？“不，我是决定论者，” 他回答说，“无论是开端还是结束，一切都被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决定着。 无论是昆虫还是星体均如此。远方一个看不见的乐手奏出一支神秘的曲调， 人、植物或宇宙尘埃都在和着这一曲调翩翩起舞。”
这种态度让玻恩等朋友感到惊骇，玻恩认为它完全破坏了人类的道德基础。“我不明白你如何可能将一个全然机械论的宇宙与伦理上的个人自由结合起来，”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说，“在我看来，一个决定论的世界相当令人厌恶。 也许你是对的，正如你所说，世界就是如此。但在目前，物理学中似乎并不是这样-—在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更不是这样。”
在玻恩看来，量子不确定性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出路。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诉诸量子力学内在的不确定性來解决“伦理自由与严格的自然律之间的矛盾”。
玻恩向自己容易激动的妻子海德维希解辉这个问题，后者一直希望与爱因斯坦进行争论。她对爱因斯坦说，她也 “无法相信一个‘掷骰子’的上帝”。 换句话说，与丈夫不同，她也不赞同量子力学的观点，即宇宙基于不确定性和概率。但她又说：“我也不能想象你会相信（就像马克斯告诉我的）你的‘完备律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预先决定的，比如我是否会让我的孩子打预防针。”〔5〕她指出，那将意味着一切伦理的终结。
──当年写信的时代，话语与言辞都经过深思熟虑，也能很好的保存下来，如今西方仍然保留着邮件，但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习惯基础、物理设施基础爱因斯坦认为，那种道德的基础超越了“纯个人的事情”，且有益于人性。有时他可能会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表现冷淡，这说明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缺点。但他要比大多数人更为诚实和勇敢地投身于他认为超威了自私欲望的行动，以促进人类进步，维护个人自由。一般说来，他温厚善良，和蔼友善，不矫揉造作。他和爱尔莎1922年赴日本访间时，曾经这样建议她的两个女儿如何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少留已用，多予他人。”
第十八章 流亡者，1932—1933
“今天我决心放弃我在柏林的职位，在余生做一只迁徙之乌，”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我正在学英语，但它不愿留在我的大脑里。”
──我正在学XXX，但它不愿留在我的脑里，哈哈哈，万金油句式弗莱克斯纳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名官员，帮助改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他正在为学者们搭建一个“象牙塔”，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工作，没有任何学术压力或教学任务，正如他所说，“不会受繁杂的实际事务的牵票”。
──美国这些基金会，真是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然而，在如此等等的话题上，爱因斯坦的想法并不那么单纯。他显然喜欢美国的自由、热情，甚至是赋予他的名人地位（事实也的确如此〉。和许多人一样，他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被它吸引。他可能不满于美国偶尔表现出的粗俗愚钝和物质至上主义，但另一方面又会被它的自由和率真的个性所强烈吸引。
就在回到柏林后不久，那里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紧张，爱因斯坦又到牛津做了几场讲演。他再一次觉得那些优雅的礼节让人难以忍受，与美国的反差就更强烈。在基督教会学院管理机构沉闷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坐在资深教授共宴厅里，把笔记本拿到桌布下面演算方程。他又一次认识到，尽管美国品位不高，热情过度，却可以带来在欧洲无法享受的自由。
于是，他很高兴弗莱克斯纳能够如约而至，继续他们在“雅典娜饭店”没有完成的谈话。从一开始，两人就知道这并不是一次抽象的讨论，而是招募爱因斯坦的重要一步。弗莱克斯纳后来说，只是当他们围绕着基督教会学院汤姆方庭（Tom Quad)的草坪散步时，“我才意识到”爱因斯坦也许有兴趣来新研究院，这种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如果您在考患之后认为它能够提供合适的机会，”弗莱克斯纳说，“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并会依照您提出的条件行事。”
──美国偶尔表现出的粗俗愚钝、物质至上主义、品味不高、热情过度，哈哈哈，非常认同这些对美国的批评，但正如上访所说，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完全足以弥补上面这些缺点弗莱克斯纳问爱因斯坦希望要多少薪水。3000 美元左右吧，爱因斯坦试探性地回答。弗菜克斯纳似乎有些惊讶。“哦，”爱因斯坦连忙说，“是否再少点？”
弗莱克斯纳乐了。他原以为爱因斯坦的要价会更高。“让爱因斯坦夫人和我安排吧。”他说。最后敲定的酬劳是每年 10000美元。而且没过多久又增加了，因为主要赞助人路易斯•班伯格发现研究院的另一座靠山-一数学家维布伦每年挣15000美元。班伯格坚持要给爱因斯坦同样的薪水。
还有另外一笔交易。爱因斯坦坚持也给他的助手瓦尔特．迈尔安排工作。此前他曾告诉柏林当局，他正在考虑接受美国的邀请，这将为迈尔提供生计， 而柏林一直不愿意这样做。加州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一要求。弗莱克斯纳一开始也拒绝了，但最终还是做了妥协。
──美国人的正直，以及爱因斯坦对自己周围人的保护爱因斯坦本人则尚未确定如何安排时间。他认为他也许可以同时在普林斯顿、帕萨迪纳和牛津做访问教授。事实上，倘若德国的形势没有恶化，他甚至希望能够保留他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以及卡普特心爱的别墅。“我并非在抛弃德国，”8月他在普林斯顿的职位公布时宣称，“柏林仍将是我永远的家。”
弗莱克斯纳对这种关系的描述是另一个样子，他对《纽约时报》说，普林斯顿将是爱因斯坦主要的家。“爱因斯坦将把时间专用于研究院，”弗莱克斯纳说，“他的国外之旅只是假期期间在他柏林郊外的避暑别墅休息和沉思。”
──“柏林仍将是我永远的家。” 这与余英时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异曲同工诶爱因斯坦在报纸上读到了妇女们指控他的报道。一开始他觉得很有趣，便打电话给合众社驻柏林的总编朋友路易斯•洛克纳，发表了一个声明，不仅嘲笑了那些指控，而且决定性地证明不能指责他为女权主义者：
我从来没有被女性如此强烈地拒绝过，即使发生过这样的事，也从未像这次这么多人。这些防范意识不俗的女市民们说得不是很对吗？谁会愿意给这样一个人歂开大门呢？他像克里特岛的牛头怪吞食可口的希腊少女一样吞食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况且这个人又如此鄙俗，以至于除了与子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之外，还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听从你们这些聪明的爱国妇女的建议吧，别忘了，强大的罗马就曾被她那忠实的鹅的嘎嘎乱叫挽救了。
──幽默是心理强大的武器审查进行了45 分钟，爱因斯坦变得愈发不耐烦。在被问道是否同情任何共产党或无政府主义政党时，爱因斯坦火了。“是你的同胞在邀请我，乞求我，”他说，“我可不想作为嫌疑犯到你的国家去。你要是不想给我签证，就说不给。”
然后他起身拿起外套和帽子。他问道：“你做这些是为了自娱自乐，还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还没等回答，他就拖着爱尔莎走了。
爱尔莎对报社说，爱因斯坦不再收拾行装，已经离开柏林回卡普特的别墅了。如果他第二天中午还拿不到签证，就取消美国之行。那天深夜，领事馆发布了一则声明，说已经做了考虑，会立即发放签证。
──还是得牛逼，才能如此潇洒，哈哈哈正如《泰晤十报》正确报道的：“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拒绝到苏联讲演的邀请，因为他不想给人留下同情莫斯科政权的印象。”不过，没有一家报纸披露，爱因斯坦的确在领事馆所要求的一份声明上签了字，表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任何旨在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的成员。
“爱因斯坦重新启程赴美，”《泰晤士报》第二天的大标题说。“昨晚我们收到了无数电报，”爱尔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美国各界都为这件事深感不安。” 国务卿亭利•史汀生说，他为这-事件感到遗健，但他也指出，爱因斯坦“受到了非常礼貌和周到的对待。”当他们乘火车离开柏林到不来梅港坐船时，爱因斯坦笑着说，最后皆大欢喜。爱因斯坦先是开玩笑说，身穿无尾礼服使得说的话听起来太严肃，然后他抨击了那些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词来威胁言论自由的人。宗教裁判所曾经使用过的“异端”一词便是如此。接着，他列举了不同国家中用来指人的类似的坏词：“如今，美国的‘共产主义’、苏联的‘资产阶级’以及德国的“犹太人’均指反动分子。”并不是所有这些例子都为了取悦密立根及其反共亲德的基金会。
他对当今世界危机的批判也不会引起忠实的资本主义者的兴趣。他说，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原因，特别是在美国，似乎主要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并由此造成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至于德国，他也曾几次试图表达同情，并获得了密立根的赞许。他说，美国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为了持续获得还债和赔款而给德国太大压力。此外，他还认为德国要求在军事上平等有其正当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应当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普遍兵役制意味着培养年轻人尚武的精神，”他最后说。[1〕密立根世许通过演说中关于德国的内容得到了应有的报酬，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忍受他曾经强迫爱因斯坦从讲演中去除的一些反战思想。3月10日，就在离开帕萨迪纳的前一天，爱因斯坦在“雅典娜饭店”的花园里来回踱步，《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伊夫林．西利來到这里，与他聊了45分钟。其中的一则声明上了全世界的报纸。“如何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想生活在一个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深人人心的国家，” 他说，“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具备。”
现在想起来，西利的话倒是颇具预言性，因为就在那天下午，纳粹两次搜查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当然，西利和爱因斯坦都不知道这⋯点。爱尔莎的女儿玛戈特躲在屋里，她的丈夫马里亚诺夫出去办事了，差一点被暴徒抓住。马里亚诺夫要玛戈特赶紧把爱因斯坦的论文送到法国大使馆，然后到巴黎见他。这两件事玛戈特都办成了。伊尔莎和丈夫凯泽尔则成功逃到了荷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柏林的寓所又被搜查了三次。爱因斯坦再也见不到它了。不过他的文稿是安全的。
──纳粹和共产主义一样流氓他对家人说，他唯一想到德国再看看的地方就是卡普特。但在穿越大西洋时，他得到消息说，纳粹已经查抄了他的别墅，借口是那里可能藏有共产党人的武器。后来他们又回来没收了爱因斯坦心爱的小艇，借口它可能被用来从事走私。“我的避暑别墅常常因许多客人的光顾而蓬荜生辉，”他在船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总是受到欢迎。没有任何理由要破门而人。”
──面对流氓，爱因斯坦已经尽可能在克制曾经在 19 年前招募他加人普鲁士:科学院的普朗克现在舒了一口气。“对我来说，你的这个主意似乎是唯…可以保证你与科学院体面地断绝关系的好办法，”普朗克的叹息在回信中隐约可用。他还亲切地说：“尽管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永远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爱因斯坦与科学院的通信言辞愈发激烈。一位官员给爱因斯坦写信说，即使他没有主动散布谣言，他也没有“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反对那些肆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您的一句好话也许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认为这很荒谬。“要是在目前情况下给出这样的证词，我就是在为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推波助澜，”他回复说。
整个争论正在变得没有意义。1933年4月初，德国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犹太人（定义为祖交或祖母为犹太人的人）不能有正式职位，包括在科学院或大学。在被迫逃离的人当中，有1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国内 60 名理论物理学教授中的 26位。正是这些从德国法西斯或者它所占领的其他国家中逃出来的难民——爱因斯坦、泰勒、韦斯科夫、贝特、迈特纳、玻尔、费米、斯特恩、维格纳、西拉德等人——帮助同盟国先于纳粹研制出了原子弹。
普朗克试图使反犹政策有所缓和，他甚至亲自向希特勒呼吁。“我们的国家政策不会被废止或修改，哪怕是对科学家，”希特勒咆哮道，“如果解雇犹太科学家就意味着当前德国科学的毁灭，那么我们今后几年就不要科学！”此后， 普朗克再也不做声了，他告诚其他科学家，挑战政治领袖不是他们的职责。
──希特勒太没有文化了从纳粹的清洗中逃出来的还有玻恩，他和他言辞尖刻的妻子海德维希后来一直留在了英国。“我对德国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爱因斯坦得知后给他与信说，“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残忍和怯懦的程度仍然令我惊讶。”
──这个句式修改下，貌似可以使用于中国，虽然很痛心，“我对中国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但我必须承认，他们专制独裁和怯懦的程度仍然令我惊讶。”就像是为了对放弃自己的血统作出补偿，哈伯开始积极帮助那些忽然需要在德国以外自谋生路的犹太人。爱因斯坦禁不住以惯用的幽默方式调侃其同化理论的失败。“我能够理解你内心的冲突，”他写道，“这就像不得不放弃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理论。不过对我来说不一样，因为我压根就没有相信过它。”
德国 1933 年发生的事情不仅是由残暴的领导者犯下的、无知的暴民煽动的野蛮罪行，而且如爱因斯坦所说，它也是“所谓思想贵族的彻底失败”。爱因斯坦以及其他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剩下的人也没有怎么抵抗。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避难所之一，专供思想开放的研究者生活。它代表着爱因斯坦的老对手勒纳德之流的胜利，他被希特勒命名为雅利安科学的新领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思想上德国人不值得追随犹太人，”勒纳德那年 5 月欢呼道，“希特勒万岁！〞12 年后，盟军终于攻陷德国，剥夺了他的这一角色。
──御用文人，御用科学家他没有强调和平主义，而是重申自己要致力于一个世界联邦制组织，比如一个真正拥有有效的实施手段的国际联盟，它有自己的职业化军队来执行其决定。“我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支持一个超国家的军事组织，而不是拥护去除一切武力，”他说，“最近的事件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个教训。”
这遭到了他长期支持的反战国际的抵制。该组织的领导人阿瑟•庞森比勋爵公开指责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等于承认武力是能够解决国际争端的要素”。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写道，在德国出现了新的威胁之后， 他的新哲学是“没有安全就没有裁军”。然而，他感到有必要附带做点评论。“凡是因其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被当做罪犯来处置，”他主张，“应当让他们有机会选择比服兵役更为繁重和更为危险的工作。”例如，可以让他们作为低薪的人伍者从事“矿山劳动，在船上给锅炉加煤，在医院的传染病房或精神病院的某科病房做护理”等工作。阿尔伯特国王寄回一张便条表示感谢，出于礼貌，它没有谈及任何替代性工作。
当爱因斯坦改变想法时，他并不试图隐瞒自己。于是，他也给促请他介入比利时案件的和平主义组织领导人写了一封公开信。“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还以为个人反战足以对军国主义构成有效的反击，”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形势。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战争。”多年来，他保守的朋友一直称他幼稚，而现在则是那些左派感觉他的政治立场正在动摇。“爱因斯坦在其科学领域内是一位天才，但在科学领域外却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6？指控其反复无常肯定会让爱因斯坦感到好笑。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当事实改变时改变他的学说并不代表软弱。
由于主张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当时（事实上贯穿他的整个一生）就有人怀疑爱因斯坦同情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他总是怀着诚挚之心，感意以自己的名义支持他收到的几乎任何看起来有价值的宣言或报刊，但并不总能确定这些团体是否服务于其他目的。
幸运的是，虽然他乐于以自己的名义支持各式各样的组织，但他不愿在任何会议上抛头露面，憎恶把时间花在拉帮结派的计划会上。因此，实际上他并没有加人许多政治团体，当然也没有加人什么共产主义组织。他坚持不访问苏联，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用来宣传。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爱因斯坦接受了两次采访以澄清这些观点。“我是 .-个有着坚定信仰的民主主义者，”《纽约世界电讯报》刊登了他对德国流亡者利奥•拉尼亚所说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去苏联，尽管我收到了非常热诚的邀请。如果我去莫斯科，苏联的统治者肯定会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牟利。”
对于另一场采访《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均作了报道。爱因斯坦承认，有时他会受到一些组织的“愚弄”，这些组织自称秉持纯粹的和平主义或人道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苏联专制统治服务的伪装的宣传机构”。他强调：“我从不支持共产主义，现在也是如此。”其政治信念的实质是，反对任何极权势力“通过恐饰和暴力来奴役个人”。爱因斯坦很清楚年近半百是什么样子，他接下来描述了他和埃伦菲斯特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年过半百的人要适应新思想总要碰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够充分体会到那种悲剧。”爱因斯坦对此感同身受。
这出戏有如一部精彩的电影，配得上詹姆斯•邦德出演。洛克-兰普森让两位年轻的女“助手”把爱因斯坦带到一栋他所拥有的隐蔽别墅，它位于伦敦东北部的一处近海荒原。在那里，爱因斯坦卷人了一出涉及保密与公开的滑稽剧。这两位年轻女士手持散弹猎枪，站在他身边，摆好姿态拍了张相交予媒体。洛克-兰普森宣称：“倘若有不速之客走近，定要他尝尝铅弹的滋味。”爱因斯坦本人对安全的评价倒没这么吓人。“我保票的美貌会比她们的散弹猎枪更快地让不轨之徒放下武器。”他对一位访客说。
爱因斯坦用英语谈了当前对自由的威胁，同时小心翼翼地不明确攻击德国政权。“如果我们要抵抗威胁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势力，我们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他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或李斯特。”
他还谈了孤独的必要性。“单调的清静生活可以激发创造性的思想，”他说。和年轻时一样，他又一次建议科学家可以去看守灯塔，从而能够 “不受干扰地致力于”思考。
这种说法颇具启发性。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是一种孤独的求索。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对于别人来说，如果同心协力去追求可能会更富有成果。在哥本哈根等地，量子力学团队之所以能够大显身手，全凭彼此的思想。不过，爱因斯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可以由伯尔尼专利局、柏林寓所的顶楼或灯塔上的某个人做出来，也许只要有一个临时的宣传媒介和数学助手。
1933年10月7日，爱尔莎和杜卡斯从安特卫普乘坐远洋班轮“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在南安普敦接爱因斯坦和助手瓦尔特•迈尔。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很久。事实上，他还计划明年春季在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再待一个学期。然而，尽管还要活 22 年，爱因斯坦再也看不到欧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