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美国，1933—1939
他许多表演纯粹是即兴的。那年万圣节，一群玩“不请客就捣蛋”(trickor-treaters)〔3〕的12岁小姑娘们打算作恶作剧，这时他出现在门口，拉起了小提琴，让她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攻击性尽失。而圣诞节期间，当第一长老会的成员路过这里演唱赞美诗时，他走到雪地里，向一位女士借了一把小提琴为他们伴奏。“他真是一个可爱的人，”有人回忆说。
在人们心目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和蔼善良、温文尔雅的教授，可爱但有时心不在焉，经常一边散步一边沉浸在思考之中，还会帮助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很少杭头或穿袜子。这几乎成了一个传奇，但并非没有事实依据。这种理解也符合他那种带有自知之明的幽默感。“我这种老古董主要是因为不穿袜子而出名，在特定场合会被当成怪人，”他开玩笑说。他不太修边幅，这既是对其朴素的肯定，又是一种温和的反叛行为。“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有人让我穿袜子，我可以不穿，”他对邻居说。在美国完全有可能激起反犹情绪，而引发这种情绪的只可能是犹太人自己。有明确迹象表明，反犹主义已经在美国抬头。正因为我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也因为我希望帮助受压迫的德国犹太人，我尽管不断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绝对默不作声，也不透露姓名⋯•这里涉及的是您丈夫以及美国最高水准的研究院的尊严，还有如何最有效地帮助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
要不是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杰出的犹太领袖亨利•摩根索问起这件事，爱因斯坦一直还蒙在鼓里。在沮衣地发现弗菜克斯纳的肆意妄为之后，爱因斯坦写信给他在政治上意气相投的知音埃莉诺•罗斯福。“您简直难以想象，我对拜见这位正在以巨大精力处理我们时代最伟大、最艰难问题的人是多么感兴趣，”他写道，“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邀请送达我这里。”
在命运的安排下，爱因斯坦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惰性，继续流浪将使他感到疲惫。1921 年，他第一次访问普林斯顿时曾称它为“一支没有抽过的烟斗”，这个地方颇具欧洲大学城的新哥特风格，以其超凡的魅力吸引着他。“这是一个古雅而讲究礼仪的村路，里面住着一些腿部僵硬而又趾高气扬的半人半神，”他写信给比利时王后，“由于不理会某些社会习俗，我为自己营造了一种氛围，有助于专心致志做研究。”
在命运的安排下，爱因斯坦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惰性，继续流浪将使他感到疲惫。1921 年，他第一次访问普林斯顿时曾称它为“一支没有抽过的烟斗”，这个地方颇具欧洲大学城的新哥特风格，以其超凡的魅力吸引着他。“这是一个古雅而讲究礼仪的村落，里面住着一些腿部僵硬而又趾高气扬的半人半神,”他写信给比利时王后，“由于不理会某些社会习俗，我为自己营造了一种氛围，有助于专心致志做研究。”
爱因斯坦特别欣赏的一点是，尽管美国存在着贫富不均和种族偏见，但与欧洲相比更是一个精英管理的社会。“使新来者热爱这个国家的，是人民中间的民主特性，”他赞叹道，“没有谁在别人或别的阶级面前低声下气。”随自己的心意说话和思考是每个人的权利，爱因斯坦自始至终都很看重这一点。此外，由于缺少传统的束缚，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备加珍视的创造性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美国青年有幸能够不让其观点被陈腐的传统所東缚，”他指出。
爱尔莎也很喜欢普林斯顿，这对爱因斯坦很重要。长期以来，爱尔莎一直精心照料着爱因斯坦，他已经非常在乎爱尔莎的感受，特别是其居家本能。“整个普林斯顿就像一个大公园，树长得很好，”她写信给一位朋友，“我们差点以为自己是在牛津。”这里的建筑和乡下风光让她想起了英国，她对自己在这里优哉游哉而别人却在欧洲受苦感到有些歉疚。“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也许过于幸福了。有时会感到良心不安。”
──美国青年有幸能够不让其观点被陈腐的传统所東缚布菜克伍德夫人说，他们实际上是长老会教徒，但犹太教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之间关系很深，“而且，基督是一个犹太人。”
爱尔莎拥抱了她。“没有基督徒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请他们帮忙找一本德语的《圣经》，因为当初从柏林搬家时弄丢了。布菜克伍德夫人送给她一本马丁•路德的译本，爱尔莎将书紧紧抱在胸前。“我希望我能更有信仰，”她对布莱克伍德夫人说。
──基督是个犹太人他的儿子彼得•布基开车带爱因斯坦到处逛，后来将自己的一些回忆记了下来。这些文字展现了晚年爱因斯坦那稍显古怪但又真挚自然的个性。有一次，彼得正开着折蓬汽车带爱因斯坦出游，这时忽然下雨了。爱因斯坦摘下帽子，把它放在外套下面。看着彼得疑惑不解的神色，爱因斯坦解释说：“你看， 我的头发已经多次挨雨淋了，但我不知道我的帽子能经受多少次。”
爱因斯坦享受着守望山的简朴生活。他在小巷中悠闲地漫步，甚至与布基夫人一起去购物。特别是喜欢驾驶一艘17 英尺的木质小艇“提奈夫”（Tinef)，意第绪语的意思是“一块废料”。他总是独自驾驶小艇，没有目的，也常常漫不经心。“他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就在随意漂流，”当地游艇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回忆说，他不止一次去救营爱因斯坦，“他看起来像是在那里沉思冥想。”
和在卡普特一样，爱因斯坦喜欢在微风中泛舟游弋，无风时则在笔记本上演算方程。“我们所有人都越来越焦急地等待他下午返航，”布基回忆说，“直到晚上 11 点还不见他的踪影，我们只好派海岸巡逻队去搜寻。队员们在海湾找到了他，他对自己一点也不担心。”胸像现存于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是通过玛戈特（也是一位雕塑家）的介绍而认识柯年科夫的。不久，他们所有人都成了柯年科夫的妻子玛格丽塔•柯年科娃的朋友。爱因斯坦不知道，她是一个苏联间谍。事实上，爱尔莎死后，爱因斯坦还与她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我们将会看到，最终的结果要比他知道的更为复杂。
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在二楼，是爱尔莎负贵建造的。后墙上装上一扇大落地窗，窗外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后花园。两边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屋里正中是一个大木桌，上面堆放着论文、烟斗和铅笔。还有一张安乐椅，爱因斯坦可以坐在那里写东西。
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画像。当然，还有一幅牛顿的，不过没过多久它从钩子上掉下来了。此外还有甘地的画像，在同时投身于政治和科学的爱因斯坦心目中，他现在是新的英雄。陈列出来的唯一奖品是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科学协会的会员证，证书外还加了框。当然，这是一个小玩笑。
──有趣诶，乔布斯墙上挂的是：爱因斯坦、甘地、Morning Hair; 爱因斯坦自己墙上挂的是：牛顿、麦克斯韦、法拉第、甘地偶尔他会独自漫步，这有时很让人担心。一天，有人给研究院打电话找某位院长。秘书说院长不在，通话者迟疑了一下，然后问爱因斯坦住在哪里。秘书告诉他，这不能透路。通话者的声音瞬间沉了下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说，“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忘记家住哪里了。”
在诸多故事中，除了爱做白日梦，另一个主题是善良的爱因斯坦帮助一个孩子（通常是一个小女孩〉补习家庭作业。这其中最著名的是铺导梅瑟街一个8岁的邻居阿德莱德．德隆，她按了爱因斯坦家的门铃，请他帮忙解决一个数学题。作为贿赂，她拿了一盘自制的软糖。“请进，”他说，“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了其中的数学道理，但让她自己做作业。作为对软糖的答谢，他给了她一个小甜饼。
此后，这个小女孩经常光顾。她的父母发现后，一再表示歉意。爱因斯坦摆了摆手。“这完全不必要，”他说，“我从你们孩子那里学到的和她从我这里学到的一样多。”他喜欢讲她来访的故事，眼睛里闪着光。“她很淘气，”他放声大笑，“你们知道她试图用糖向我行贿吗？”
──这也太幸运了吧！！据阿德莱德的一个朋友回忆，有一次她们俩和另一个小女孩一起到了爱因斯坦家。三人走进了书房，爱因斯坦招呼她们吃午饭，她们欣然答应。“于是他把整捆的书稿从桌子上拿走，用开瓶器打开了四听豆子罐头，然后依次拿到炉子里加热，再分别放人一个勺子，这就是我们的午餐，”她回忆说，“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喝的东西。”
──还想喝东西，哈哈哈罗索思绪混乱，不知该从何说起，这也许是他课程得不到高分的原因。爱因斯坦发起了善心，向他建议问题。不要问私人问题，爱因斯坦说，还是问数学吧。聪明的罗素依计而行。“我发现大自然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构造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自然本身的数学结构，”爱因斯坦解释了他15 岁时的见解， “这种信念帮助我度过了整个一生。”
爱尔莎给朋友安东尼娜•瓦朗坦写信时描绘了丈夫更加热诚的一面。“他对我的病非常不安，”她说，“他不停地走动，显得失魂落魄。我没想到他如此爱我。我很欣慰。”
爱因斯坦受到的打击比事先预想的更大。事实上，他哭了，就像妈妈去世时一样。“我从未见过他落泪，”彼得•布基说，“但他确实哭了，而且悲叹道， ‘我真的很想她。”
他们的爱情称不上典范。结婚以前，爱因斯坦给她写的信充满了甜言蜜语，但渐渐地，那样的语言消失了。他有时可能会伤害和苛求对方，似乎不够在意她的感情需要，偶尔还会与其他女人调情。
然而，在由爱情一步步发展成为伴侣的背后，有一种东西是局外人看不到的。爱尔莎和爱因斯坦彼此相爱，相互理解，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她实际上也非常聪明，只不过是以她自己的方式）能让对方开心。因此，虽然他们的关系并非那么浪漫，但却很稳固。通过它，双方的愿望和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是实实在在的，也是相互的。
爱因斯坦在工作中找到了安慰。他向汉斯•阿尔伯特坦言，集中精力很难，但这样做可以使他逃避个人的蒲苦。“只要我还能工作，我绝对不能抱怨， 也不会去抱怨，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让生活充实起来。”
──并不浪漫，却可能很稳固的感情玻恩从爱因斯坦的来信中得知了爱尔莎的死讯，这部分内容几乎是在解释他为什么变得不善交际时补充进去的。“我仿佛是一头生活在洞穴里的熊，与以往多变的生活相比，我现在更感自如，”他对老朋友说，“妻子的故去使我变得更加笨拙了，她比我更善于与人相处。”玻恩后来费叹爱因斯坦“以不经意的方式”透露了妻子死讯。“尽管他心地善良，善于交际，爱所有人，”玻恩评论说，“但他完全超然于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人。”
这样说并不完全准确。作为一头自称的洞穴里的熊，爱因斯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群人。无论是从研究院走回家，在梅瑟街112号周围散步，还是和沃特斯或布基一家在别墅避署或在曼哈顿共度周末，除了在书房工作，爱因斯坦很少一个人待着。他可以保持一种冷冷的超然，躲避到他的白日梦中，但只有在思想上，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思想上的孤独者《他们为什么仇视犹太人？》，这是当年爱因斯坦为《科利尔周刊》(Collier’s）撰写的文章。他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研究反犹主义，同时也想说明， 大多数犹太人所秉持的社会信条（这也是他本人的生活支柱〉，如何属于一种值得自豪的漫长传统。“几千年来使犹太人联结在一起，而且今天还在联结着他们的纽带，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所有人互助宽容的理想。”
这种与犹太同胞的纽带以及他本人可能遭遇的困境促使他对难民伸出了援手。这样做公私兼顾，利人利己。为此，他做了数十场讲演，出席了更多宴会，甚至为“美国公谊服务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和 “犹太人联合呼吁会”(United Jewish Appeal〉举行了几场小提琴独奏会。组织者想了一个花招，即让人们给爱因斯坦本人写支票，然后爱因斯坦会在支票上签名交给慈善机构。捐赠者将会获得由爱因斯坦亲笔签名的注销支票作为纪念。他还帮助过数十个为了移民而需要经济担保的人，特别是当美国严格了签证政策时。
爱因斯坦还公开呼吁种族宽容。1937年，黑人女低音歌手玛丽安•安德森来普林斯顿举行音乐会，拿骚酒店 (Nassau Inn) 拒绝让她人住，于是爱因斯坦邀请安德森住在他家，这既是个人姿态，又公开表明了态度。两年后，当她被禁止在华盛顿宪政厅演出时，她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免费音乐会。后来，只要来普林斯顿，她定会来看望爱因斯坦，最后一次拜访距离他的去世只有两个月。
──人格极高爱因斯坦穿着一件旧运动衫，没有穿袜子，送胡克到火车站。一路上，他诉说了自己对德国人的愤慨。他们查抄了他在卡普特的寓所，寻找共产主义者窝藏的武器，结果只找到了一把切面包的餐刀。事实证明，他有一句话很有预见力。“如果战争爆发，”他说，“希特勒驱逐犹太科学家对德国造成的伤害将最终实现。”
第二十章 量子纠缠，1935
玻尔在哥本哈根看到 EPR论文后，意识到他必须再次担当起索尔维会议上的那种重任，抵挡住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发动的新一轮袭击。“这次袭击如晴天霹雳一般从天而降，”玻尔的一位同事说，“它对玻尔震动很大。”以前面对这种情况时，玻尔往往会走来走去，口里不停地念贝：“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爱因斯坦！”
──被权威摩擦的恐惧，哈哈哈“我不相信这一点,”爱因斯坦断言。在他看来，认为存在着“幽灵般的超距作用”，这无异于“招魏术”。他还抨击这样一种观念，即超出我们对事物的观察就无法谈论实在。“这种沉迷手认识论之中的纵欲早就应当偃旗息鼓了，” 他说，“不过，你肯定已经会心地笑了，毕竟，许多年轻的娼妓后来都变成了虔诚的老嬷嬷，许多年轻的革命者都变成了老反动派。”薛定谔在回信中告诉爱因斯坦，他的确笑了，因为他已经从革命者慢慢变成了老反动派。
爱因斯坦对薛定谔的猫以及他本人1935 年的火药思想实验能够揭示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从未失去信心。那只可怜的猫得以问世有他的一份功劳， 但这-历史功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事实上，他后来在一封信中错诶地把炸死而不是毒死动物的两个思想实验归功于薛定谔。“当今的物理学家们认为，量子理论提供了一种对实在的描述，甚至是一种完备的描述，”爱因斯坦1950 年写信给薛定谔，“然而，这种解释被你的‘放射性原子十盖革计数器十放大器十填充的火药十箱子里的猫’这一系统巧妙地反驳了，该系统的亚函数同时包含了活猫和被炸成碎片的猫。”
爱因斯坦的一些所谓的销误，比如给引力场方程加人宇宙学常数，往往比其他人的成功更让人感兴趣。他对玻尔和海森伯的质疑也是如此。事实上，那簫 EPR 论文并未成功表明最子力学是错误的。但后来的确很清楚，正如爱因斯坦所认为的，量子力学与我们对定域性的常识理解——我们对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的厌恶——不相容。奇怪的是，爱因斯坦似乎远比他预想的要正确。
──从此再也不敢随便用薛定谔的猫这个梗了......贝尔对量子力学也不满意。“我并不认为它是错的，”他曾经说，“但我知道它不够健全。”〔3〕加之对爱因斯坦的钦佩，他希望能够证明正确的是爱因斯坦而不是玻尔。然而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法国物理学家阿斯派克特等人做了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定域性并非量子世界的特征。“幽灵般的超距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远距离粒子潜在的纠缠才是其特征。
即便如此，贝尔仍然很欣货爱因斯坦的努力。“在这件事情上，我感到爱因斯坦的思想要远胜于玻尔，前者清晰地看到了需要什么，后者则是蒙味主义者，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他说，“所以对我而言，很遗憾爱因斯坦的想法并不管用，合理的东西没有奏效。”
──原创性、独立的思考但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并非保守派，而（再次）是一个反叛者，一个不循规蹈矩者，他能够热情而顽强地抵御流行的时尚。“对于把自然界看作客观实在的观点，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偏见，而认为量子理论家们的观点是天经地义的，”他1938 年对索洛文说，“每个时代都有它时髦的东西，而大多数人从来看不见统治他们的暴君。”
爱因斯坦在1938年与人合著的物理学史教科书《物理学的进化》中强调了他的实在论进路。这本书说，自古以来，对一种“客观实在”的信念已经造就了伟大的科学进展，这就证明它是一种有用的概念，即使得不到证明。“如果不相信有可能用我们的理论建构来把握实在，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 那么就不可能有科学，”这本书宣称，“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种信念都将是 -切科学创造的基本动机。”然而，他们关于统一场论的工作却从未变得明朗。有时的情况让人灰心， 英菲尔德和霍夫曼变得十分沮丧。“但爱因斯坦从未失去勇气，其独创性也不曾辜负过他，”霍夫曼回忆说，“每当讨论陷人僵局，爱因斯坦总是用他那蹩腾的英语说一声，‘让:我想想。’(1 will a little tink)”（他德语口音很重，think 中的 t 音发不准）。屋子里安静下来，爱因斯坦会走来走去或者绕着圈子，不停地捻着一绺他那灰白的长发。“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梦幻般的、悠远而沉静的神色，没有显出一丝紧张和不安。”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忽然，爱因斯坦似乎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他脸上浮起…丝微笑，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1937年4月，本传记的出版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西蒙和马克斯•舒斯特驱车来到普林斯顿，到爱因斯坦的家来争取版权。善于交际的舒斯特试图用幽默来使爱因斯坦就范。他说，他发现了某种比光速跑得还快的东西——“- 位女士到巴黎购物的速度”。「5〕爱因斯坦乐了，至少据舒斯特回忆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次来访达到了目的。《物理学的进化》现在已经印刷了44版，它不仅宣扬了场论所扮演的角色和对客观实在性的信念，还使英菲尔德（以及爱因斯坦）在经济上:更有保障。
英菲尔德可谓知恩图报。他后来称爱因斯坦“也许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善良的人”，并具在其导师健在时就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传记， 赞扬爱因斯坦在探索统一理论时能够藐视传统思想。“多年米，他固执地紧随一个问题，固执地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一…这正是爱因斯坦天才的典型特征，” 他写道。如今，在探素统一理论的过程中，似乎有许多数学形式描述，但极少有基本的物理洞见在指导他。“在早先探索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曾经受他的引力与加速等效的原理所指引，”在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合作的霍夫曼说，“然而，可能导出统一场论的指导性原则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基至爱因斯坦也不知道。因此，这项工作与其说是探索，不如说是在没有被物理直觉照亮的黑暗的数学丛林中摸索。”杰里米，伯恩斯坦后来说，这“就像是在不考虑物理学的情况下，对数学公式进行近乎随意的排列组合”。
──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然而，爱因斯坦说他仍然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大自然中的事件如同一场碰运气的赌博”，因此，他哲言继续进行探素。即使失败，他也觉得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的努力方向，”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可以从这句名言中感到安慰：探素真理比对它的占有更宝贵。”
──探索真理比对它的占有更宝贵，与乔布斯所说的真正有价值的是创造伟大产品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爱因斯坦向来对控制原子的能量或释放由 E一mc’蕴含的能量心存疑虑。在1934 年访问匹兹堡时，他被问及释放原子能量的可能性，他回答说：“通过轰击使原子裂开就像在鸟儿稀少的漆黑之地打鸟。”《匹兹堡邮报》头版的大标题称：“爱因斯坦使原子能的希望破灭 / 释放巨大能量的尝试被指徒劳 / 著名科学家如是说。”.
随着1939 年初的消息被技露，轰击原子核使之产生裂变显然很可能会成为现实，爱因斯坦需要再次面对这个问题。那年3月，在为他60 岁生日所做的一次采访中，他被问及这对人类是否有用处。“迄今为止，关于原子裂变所获得的成果尚不能表明，在这一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原子能量能够实际加以利用。”他回答。然而，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几乎不可能有哪位物理学家会如此缺乏理智上的好奇，以至于仅仅因为以前的实验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而冷落这一极为重要的课题。”
第二十一章 原子弹，1939—1945
西拉德带来了两周前写的原始草稿，但爱因斯坦意识到，这封信的意义远比让比利时的部长提防刚果的铀输出重要得多。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正要告诉美国总统，他应当开始留意一种能够将能量从原子中释放出来的武器， 其威力几乎无法想象。“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封信，”西拉德回忆说，“泰勒负责记录，我依照这篇德语文本草拟了两封致总统的信。”
根据泰勒的记录，爱因斯坦口述的稿子不仅提出了刚果的铀问题，而且说明了链式反应的可能性，暗示一种新型的炸弹可能会被研制出来。他敦促总统与物理学家们进行正式接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西拉德寄给爱因斯坦两封信，一封45行，一封25 行，所署日期均为1939年8月2日，让爱因斯坦选出最喜欢的一封。爱因斯坦在两封信上都签了名，不过笔迹潦草，没有使用手写花体。信的最后警告说，德国科学家可能正在研制一种炸弹。虽然信已写好，也签了名，但谁最适合将它送到罗斯福总统手中呢？爱因斯坦对萨克斯不太有把握。他们当时考虑的是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
更让人吃惊的是，西拉德在寄回信件打字稿时，建议让查尔斯。林白当中间人。12年前，林白曾独自驾驶飞机横越大西洋，并因此而一举成名。显然， 这三名犹太难民都不知道，这位飞行员在德国住了多年，前一年还被纳粹头子戈林授予了国家荣誉勋章，正在成为一名孤立主义者和罗斯福的对手。当天晚上成立了一个由国家物理实验室度量衡局局长菜曼•布里格斯负责协调的专门委员会，还制订了计划。10月 21日，它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爱因斯坦没有出席，也不想出席。他既不是核物理学家，也不喜欢亲近政治或军事领导人。但三位匈牙利难民西拉德、维格纳和泰勒出席了会议。
过了一周，爱因斯坦收到了总统写来的一封感谢信，信写得礼貌而正式。“我已经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来认真研究您关于铀元素的建议是否可行。”罗斯福写道。
──原来原子弹的背后有爱因斯坦这篇未署名的小传得出了极端的结论。“鉴于这种激进的背景，在没有做认真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不推荐雇佣爱因斯坦博士从事秘密性的工作，因为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 第二年的一份备忘录则称，海军已经同意给予爱因斯坦安全特许，但“陆军尚不能给他特许”。
这一天令人振奋，部分是因为爱因斯坦显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个言论自由者。他在广播中主张，为了防止末来发生战争，世界各国必须把一部分主权交给一个武装起来的国际性的国家联盟。“如果一个世界组织无法控制其成员国的所有军力，就无法有效地确保和平。”他说
爱因斯坦通过了审查。10月1日，他和他的继女玛戈特、助手杜卡斯以及另外86 位新公民做了宣誓。此后，他向负责报道其入籍的记者们赞扬了美国。他说，这个国家将证明，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也是“一种与道德力量的伟大传统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在被问及是否会放弃其他忠诚时，他笑着说，如果必要，他“甚至会放弃我心爱的帆船”。1？不过，他没有必要放弃瑞士国籍，也没有这样做。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的印象是，与欧洲不同，美国或可成为一个没有奴役和严格阶级等级的国家。但渐渐地，他更深的印象来自这个国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离经叛道的宽容（这使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美国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美国人)。这曾经是他的科学的检验标准，现在也是其公民身份的检验标准。
他已经抛弃了纳粹德国，并且公开声明，如果人民坚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得不到保证，他决不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到那时就会知道，我选择美国作为这样一个地方是多么正确，”他在成为美国公民后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经常听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在表达着自己关于政府候选人和当前问题的看法，而不必担心有什么后果。”
他说，美国的好处在于这种对每个人思想的宽容，而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 “暴力和恐惧”。“根据我对美国人的所见所闻，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表达的自由，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值得过的。”几年以后，美国进人麦卡锡时代，那些持非主流观点的人开始受到胁迫。爱因斯坦对美国核心价值的欣赏有助于解释他那时为什么会公开表达愤怒和不满。
──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离经叛道的宽容为了助战，爱因斯坦还在一次募集战时公债的活动中拍卖了他的狭义相对论手稿。不过，这并不是原始版本，原稿1905 年发表之后就扔掉了，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朝一日竟会价值百万。为此，他让杜卡斯把论文朗读出来，他再挱下来。“我真这么说吗？”他有一次抱怨说。杜卡斯告诉他确实如此。他悲叹道：“我本可以说得更简洁的。”当他听说这份手稿以及另一份手稿总共拍出了 1150 万美元时，他笑称：“经济学家得修改他们的价值理论了。”
──虽然是再次抄的，但也还是手稿，哈哈爱因斯坦写信给玻尔（用的是玻尔真名），请华盛顿的丹麦大使馆转交， 这封信辗转到了玻尔手中。在信中，爱因斯坦讲了他与斯特恩的谈话，对政府如何在未来控制原子武器方面缺乏思考深感不安。“政客们并不了解这些可能性，因此不知道威胁的严重性，”爱因斯坦写道。他再次主张，一且原子武器时代降临，篅要由一个经过授权的世界政府来防止军备竞赛。爱因斯坦敦促：“有机会向政治领袖进言的科学家们应当联名给他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以压力， 以使武装力量国际化。”
即将主宰爱因斯坦最后十年的政治使命就这样开始了。自从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德国少年时，他就憎恶国家主义。他一直主张，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权力机构来解决争端，它拥有武裝力量来强制执行决议。现在，随着一种能够改变战争与和平性质的可怕武器的迫近，爱因斯坦不再视这种途径为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必需。
看罢爱因斯坦的信，玻尔非常紧张，这倒不是出于爱因斯坦希望看到的原因。和爱因斯坦一样，这个丹麦人也希望原子武器国际化。在之前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会面时，玻尔都提出过这种主张，但非但没有说服他们，反而导致两位领导人命令其情报部门“应当调查玻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确保他不会泄露信息，特别是泄露给俄国人”。1945年8月6日，几乎没有经过什么高层的争论，原子弹就被投到了广岛。那天下午，爱因斯坦正在他租住的阿迪朗达克山萨拉纳克湖的别墅小憩。他下楼喝茶时杜卡斯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哦，我的上帝！”这是他得知消息后唯一的话。
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被投到了长崎。第二天，华盛顿的官员发布了由普林斯顿物理学教授亭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撰写的关于研制秘密武器的长籥报告。史密斯报告将曼哈顿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爱因斯坦 1939 年给罗斯福写的信，这让爱因斯坦一直感到不安。这种看法令他十分痛苦。《新闻周刊》以“始作俑者”为大标题作了一期他的封面，爱因斯坦看后发出了一声难忘的悲叹。“要是我知道德国人不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他说，“我一点力都不会出。”
当然，他和西拉德以及任何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朋友（其中许多人都是从希特勒的恐怖中逃出来的难民）都不可能知道，海森伯等留在柏林的卓越科学家无法破解秘密。“或许我可以得到宽恕，”爱因斯坦去世前几个月同菜纳斯．鲍林谈话时说，“因为我们都觉得德国人很可能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会取得成功，他们会使用原子弹，成为优等民族。”
第二十二章 世界公民，1945-1948
在原子弹投掷之后的那个月，一些科学家签署了一份声明，旨在敦促政府创建一个国家顾问委员会来控制核武器。作为回应，爱因斯坦给曾经成功地领导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项目的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爱因斯坦说，他理解这份声明背后的情感，但认为这种政治谏言 “显然不能胜任”，因为它们仍然把主权国家保留下来作为最终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组织来指导国际关系，实现和平是不可想象的。”
奥本海默客气地指出：“你归之于我的这份声明并非出自我之手。”它是另一群科学家写的。不过，他对爱因斯坦关于一个正式的世界政府的主张提出了挑战。“这个国家自南北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当它试图去整合的社会价值带有深刻差异时，建立一种联邦政府是何等困难。”〔2〕于是，奥本海默成为战后第一位批评爱因斯坦过于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当然，如果人们注意到，南北战争恰恰可怕地表明，当成员国（州）之间存在着价值差异时，只有国家 (州）军事主权而没有一个稳固的联邦政府会相当危险，那么奥本海默的论证可以一带而过。爱因斯坦所设想的是一个可以垄断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或“权力机构”，他称之为 “超国家”组织而非 “国际”组织，因为它将凌驾于其成员国之上，而不是充当各个主权国家的调停者。它所扮演的角色将严格限制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上，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只有在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地方（他当然想到了纳粹德国），这个超国家的政府才有权介入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爱因斯坦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在什么时候才有权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他以西班牙为例说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少数人正在压迫大多数人”，那么世界政府就可以“对这个国家进行干涉”。为了避免苏联误会，他解释说：“我们务必谨记，苏联人民并不具有接受政治教育的悠久传统，苏联状况的改善不得不由少数人来实现，因为大多数人并无此种能力。”
爱因斯坦为防止未来战争所做的努力不仅源于他从前的和平主义本能，而且也为他鼓励实施原子弹计划的愧疚感所促动。在诺贝尔奖委员会12月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爱因斯坦指出，诺贝尔设立这个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曾经发明了当时威力最大的炸药”。他现在的处境也类似。他说：“今犬，参与研制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们正在为同样的责任感所困扰，虽然说不上是犯罪。”他还给那位著名的巨头（梅耶）写了一封揹辞严厉的信抨击这部电影，使用的也是梅耶曾经用过的那种腔调。“虽然我不常看电影，但是从您的公司星期拍摄的那些电影的一般趋向中，我知道您会理解我的理由，”他写道，“我发现整部电影基本上都是从军方和（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领导人的观点写的，而他们的影响并不总是符合人性的观点所期望的方向。”
梅耶把爱因斯坦的信转交给了电影的,总编，这位总编回了一张便笺，让梅耶寄给爱因斯坦。便笺说，杜鲁门总统“非常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拍摄出来”， 他亲自审阅了剧本并表示赞同。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打消爱因斯坦的疑虑。“作为美国公民，我们一定要尊重政府的观点。”这种论证对爱因斯坦并不十分适用。接下来还有一个说服力更弱的论证：“必须认识到，戏剧性的真理对我们的要求就像真正的真理对科学家的要求一样是强制性的。”杜鲁门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甚至那些致力于军控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戈尔登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原子能委员会的职员，正在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准备一份报告，他去普林斯顿征求爱因斯坦的意见。爱因斯坦指出，华盛顿需要更加努力地争取让莫斯科参加军控计划。戈尔登觉得爱因斯坦“怀着近乎天真的揉救愿望，似乎根本没有仔细考虑他的解决方案”。他向马歇尔禀报说：“尽管按理说不应如此，但很奇怪，在数学工作以外，他在国际政治方面似乎相当幼稚。在对世界政府的思考中，这个曾经普及了四维概念的人只能在其中的二维中思维。”
至于说爱因斯坦幼稚，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作为一个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生活过的人，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著名摄影师哈尔斯曼曾经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逃离了纳粹的魔掌，他问爱因斯坦永久和平是否可能，爱因斯坦回答说：“不，只要有人，就会有战争。”就在那一刻，哈尔斯曼按下了快门，那张著名的照片应运而生，爱因斯坦那种悲天悯人而又洞穿世事的眼神被捕捉下来。
爱因斯坦之所以拥护一个被授权的世界政府，并非基于感伤，而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一贯评价之上。“如果世界政府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他在1948 年说，“那么对我们的末来只可能有一种现实的看法：人对人的大规模毁灭。”
──希望不要一语成谶那些希望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的人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何对付苏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连同他们所推选的领袖，都把莫斯科的共产党员看作危险的扩张主义者和骗子。至于苏联人，似乎既不愿统治世界，也不希望军控。他们对于自身安全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渴望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渴望其领袖在任何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面前毫不要协。
──这个心理分析是到位的，也适用于中国他不喜欢共产主义的独裁，但也不认为它日益威胁着美国的自由。他觉得更大的危险是对假想的红色威胁感到异常恐惧。《星期六评论》的编辑、美国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新闻业赞助人诺尔曼•卡曾斯写了一篇呼吁国际军控的文章，爱因斯坦写信表示赞賞，但同时也提出告诚。“在您的文章中，我要反对的是，对于苏联的侵略在我国造成的歇斯底里恐惧症，您不仅不加反对，反而加以鼓励，”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客观地说，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国家更有理由害怕对方的侵略意图。”
至于苏联国内的镇压，爱因斯坦往往只提供由借口所淡化过的轻微的谴责。“不可否认，在政治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高压政策，”他在一次讲话中说， “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必须粉碎先前的统治阶级的权力，使国家免受外国的侵略， 把一个政治.上不成熟、文化上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劳动的民族。我不能贸然就这些困难的事情做判断。”我并不赞同苏联政府对思想艺术领域进行干预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干预令人作呕，祸害无穷，甚至荒谬可笑。我还认为，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应超过安全、稳定和计划经济这些考虑所要求的界限。一个局外人很难对事实和可能性作出判断。但无论如何，苏联政府无疑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的来看，苏联人民从这些成就中获益甚多。
虽然他重申自己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理想，但他反驳苏联人对共产主义教条的信仲。“我们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也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他写道。这样的思想会使共产党的忠实信徒滋生“狂热的褊狭性”， 从而为专制铺平道路。
虽然他批评白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更令他终生厌恶的是对思想自由和个性的压制。“任何政府只要在它内部带有向暴政蜕化的倾向，它本身就成了… 种祸害,”他警告苏联科学家，“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政府不仅有权控制军事力量，而且还掌握了教育和情报的每一条渠道以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生活，那么很明显，在这个国家中，上述那种蜕化的危险就更加严重。”
在与苏联科学家的争论爆发前夕，爱因斯坦与斯温合作修订了他们两年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一次，爱因斯坦抨击了苏联的统治者。他说，他们不支持世界政府的理由“显然是借口”。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其强制性的头产主义指挥系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无法运转。“苏联人的理由有一部分也许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超国家政体的组织里要维持他们当前的社会结构确实有困难，尽管他们早晚会明白，参加这样的政体比留在一个法制世界的外面损失要小得多。”
──“我们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也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例如，有人希望他参加一场活动，以劝说美国的科学家不要研制原子武器，他不仅拒绝了邀请，而且严厉斥责组织者主张单方面裁军。“除非所有国家都参与进来，否则裁军不可能有效，”他在演讲中说，“哪怕只有一个国家继续武装自己，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其他国家的裁军活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他解释说，像他这样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在20进纪 20年代错误地鼓励德国的邻邦不要重整军备。“这样做只会激起德国人的傲慢。”现在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类似地，如果你们的建议有效，那就只能导致对民主的严重削弱，”他写信给那些推行反战请愿的人，“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无法对苏联同行们的态度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
──如今的俄罗斯、朝鲜，印证了当时爱因斯坦的话多么具有预见性1948年，当以前的反战联盟同事邀请他再次加人这个组织时，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为了讨好，他们引用了他以前的一句和平主义宣言，但还是遭到拒绝。“那句话准确表达了我在1918年到30 年代初这段时间对反战的法，”他回复说，“但是现在，我觉得那种反对个人参与军事活动的看法太过简单了。”
他警告说，过分简单化的和平主义可能很危险，尤其是考虑到苏联的内政外交态度。“反战运动实际上削弱了那些政体更为自由的国家，从而间接支持了现有专制政府的政策，”他指出，“只有在全世界都行得通，通过拒绝服兵役而进行的反战活动才是明智的。个体的反战活动在苏联是不可能的。”
一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持久和平的最好基础是世界社会主义而非世界政府。爱因斯坦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给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问信时，爱因斯坦说：“你说社会主义的本性就决定了它反对把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并不这样认为。很容易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
波兰是冷战的一个早期策源地，占领那里的红军组建了一个亲苏政权，而没有像莫斯科事先承诺的那样举行公选。当这个新的波兰政府邀请爱因斯坦参加一个会议时，他们领教了爱因斯坦不依从党派教条的独立精神。他礼貌地解释说，他不再到海外旅行了。在表示鼓励的同时，他还强调了对世界政府的期盼。
波兰人决定删去关于世界政府的那部分内容，因为这是莫斯科所反对的。 爱因斯坦很愤怒，他将未能发出的信件全文交子《纽约时报》发表。信中说：
“只有让一个超国家组织独自拥有制造和控制这些武器的权力，才能保护人类免遭难以想象的破坏和随时会降临的毁灭。”他也向主持会议的英国和平主义者抱怨，共产主义者是如何强制服从政党路线的。“我确信，篱笆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行根本无法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爱因斯坦批评过苏联，拒绝去苏联访问，也反对共享原子弹的秘密，除非创建一个世界政府。他从未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对有关其技术的机密信息一无所知。然而，他却无意中卷人了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表明联邦调查局在追踪苏联共产主义幽灵时是何等多疑、冒味和无能。
红色恐惧和对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调查最初还有某些正当的理由，但是到了后来，一些装模作样的调查变得与政治迫害无异。这一切始于 1950 年初， 那时苏联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令美国深感震惊。这年年初，杜鲁门总统启动了一项氢弹研制计划，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克劳斯• 富克斯被当作苏联间谍抓起来了，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著名演讲，宣称他在国务院有一份正式共产党员的名单。
作为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的主席，爱因斯坦不支持研制氢弹的计划， 这让泰勒感到沮丧。不过他也没有彻底反对。当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马斯特请他一同呼吁推迟研制新武器时，爱因斯坦拒绝了。“在我看来， 你们的新建议非常不切实际，”他说，“只要军备竞赛流行开来，就不可能在某一国制北这一过程。”他感到，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推进全球性的解决要更明智一些。
就在爱因斯坦写下那封信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宜布全力实施氢弹研制计划。在普林斯顿的家里，爱因斯坦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周日晚间的电视节目 《今天与罗斯福夫人在一起》的首播录制了一段三分钟的讲话。丈夫死后，前第一夫人已经成了进步论的代言人。“后面的每一步都是前面一步不可避免的结果，”爱因斯坦谈到军备竞赛时说，“最后，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眼前的是仝人类的毁灭。”第二天《红约邮报》的大标题称，“爱因斯坦警告世界：要么禁止氢弹，要么自取灭亡”。“爱因斯坦在电视访谈中还说，他越来越关切美国政府日益加强的安全措施利对公民自由的威胁。“一支力量日益增强的警察部队严密监视着公民特别是公务员的忠诚，”他警告说，“有独立见解的人受到折磨。”
就好像是为了证明他正确，胡佛和几乎同样仇恨共产主义者的埃莉诺•罗斯福第二天就约见了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情报的主管，让他们就爱因斯坦的忠诚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可能关系作汇报。
两天以后，一份15 页的文件出炉了。它列举了 34个组织、一些据称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或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支持的共产主义阵线，其中也包括原子能科学家应急委员会。“他主要是和平主义者，可以看成一个自由思想者，”这份备忘录不无仁慈地总结说，它既没指控爱因斯坦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没有给他安上为破坏分子提供情报的罪名。
──FBI提供的自由思想者证明，哈哈哈自从1932 年弗罗辛厄姆夫人和她的女性爱国者们发表那篇文章以来，联邦调查局就一直在搜集与爱因斯坦有关的各种谣言。现在，可以从一份不断增加的卷宗中系统地了解那些材料。比如其中有这样的情报：有位柏林妇女寄给爱因斯坦一份关于如何在柏林买彩票中奖的数学图解，但没有收到回复，她便认定爱因斯坦是共产主义者。〔2〕爱因斯坦去世前，联邦调查局已经搜集了长达1427页的14 箱材料，所有文件都印有“机密”字样，但都不能认定爱因斯坦有罪。
──FBI原来这么弱.....爱因斯坦与柯年科娃的风流韵事和潜在的安全问题之所以会曝光，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毫无关系，而是因为爱因斯坦在 20世纪 40 年代写给柯年科娃的九封情书于1998年被公之于众了。此外，前苏联间谍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出版了一本相当轰动但并不完全可信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披露柯年科娃是一个代号为“卢卡斯”的特工。
爱因斯坦的信是在柯年科娃离开美国之后写的。她、苏多普拉托夫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从未声称爱因斯坦向他们透露过任何秘密，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不过，这些信件的确表明，66 岁的爱因斯坦依然能够含情脉脉地写文章，甚或向别人示爱。“我最近给自己洗头，但做得不是太好，”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不像你那样细心。”
然而，即便是对他的苏联情人，爱因斯坦也明确地说，他对苏联并非没有看法。在一封信中，他抨击了莫斯科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五一庆祝活动：“我关切地看了这些夸张的爱国主义表演。”任何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过度表达总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看过德国军队的游行表演，现在他所看到的苏联别无二致。
──中国的大学军训也令人深恶痛绝！！！不管胡佛如何怀疑，爱因斯坦依然是一个坚定的美国公民。他认为自己反对这股忠诚调查的浪潮是在捍卫国家的真正价值。他一再指出，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和思想独立是美国人最为珍视的核心价值，他对此感到欣慰。
在总统选举中，他把前两张选票投给了他公开热情支持的罗斯福。1948 年，社鲁门的冷战政策使他深感沮丧，他把选票投给了进步党候选人亨利．华莱上，因为华莱士主张与苏联加强合作，加大社会福利投入。
终其一生，爱因斯坦在基本政治信念方面始终如一。从瑞士的学生时代起，他就支持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之相协调的则是一种对个体自由、个人自治、民主制度和保护自由的强烈本能。他与罗素和诺曼•托马斯等许多英美民 ;主社会主义领袖交情甚笃。1949年，他还为《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一《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不加限制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经济繁荣总是伴随着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制度所鼓励的是自私自利而非合作，是擾取财富而非为他人服务。人们接受教育是为了他们的职业，而不是出于对工作和创造的热爱。政党也因为巨额的政治捐助而变得腐败。
爱因斯坦在文章中指出，如果能够防止专政和权力集中，那么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来避免。“计划经济按照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将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他写道，“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择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 不过他又补充说，计划经济有可能发展成官條主义和专制压迫，正如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那样，“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 他警告说。因此，那些信仰个体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面对两个关键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官员变得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怎样才能使个人权利得到保护？”
保护个人权利是爱因斯坦最基本的政治信条。个人主义和自由对于创造性艺术和科学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政治和职业方面，他对任何约束都深为反感。
──言论自由，思想独立，保护个人权利尽管爱因斯坦很少接受授子他的许多荣誉学位，但是当宾夕法尼亚州的黑人教育机构林肯大学邀请他访问时，他破了例。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灰色夹克站在黑板前，为学生们温习了一遍他的相对论方程，然后作了一个毕业致辞。他谴责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美国的一个末加批判地代代相传的传统”。[4〕就好像是为了打破这种传统，他接见了林肯大学校长贺拉斯。邦德6岁的儿子朱利安•邦德。朱利安后来成了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是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
然而，有一个团体是爱因斯坦在战后几乎不能容忍的。“所有德国人对于这些大规模杀戮是有责任的，作为一个民族应当受到惩罚，”他宣称。1945 年底，他的德国朋友詹姆斯．夫兰克要他帮助呼吁对德国经济进行宽大处理， 他愤然拒绝了。“长期阻止德国恢复工业政策是绝对必要的，”他说，“倘若你们的呼吁流传开来，我会不遗余力地反对它。”虽然夫兰克继续坚持，但爱因斯坦变得愈发坚定。“德国按照周密计划居杀了数百万平民，”他写道，“只要有能力，他们还会这样干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丝歉疚或忏悔。”
爱因斯坦甚至不允许他的书再次在德国销售，也不允许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任何德国科学协会的花名册上。他写信给物理学家哈恩说：“在所谓文明国家的一切历史中，德国人所犯的罪行是最为恶劣的。德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所作所为与一伙暴徒的行为没什么两样。”
──附着于专制阶层的知识者，或者说御用文人，御用喉舌，御用笔杆子，最令人可恨然而，通过某种微妙但却现实的方式，他也成了一个美国人。1933 年定居普林斯顿之后，除了到百慕大进行短暂巡游以启动移民进程之外，他在22年余生中从末离开过美国。
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意见多少有些不同的公民。但就此而言，他又处在美国人所特有的一些值得尊敬的传统之中：强烈地保护个人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质疑财富的过分集中，信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博得美国知识分子好感的理想化的国际主义。
他感到，惯于发表不同言论和标新立异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更糟糕的美国人，而是使他变得更好。
──确实幸福，自由的社会让自己发出想发出的声音，让那些反对自己的声音与自己的思想激辩的过程也锤炼了自己的思想
第二十三章 里程碑，1948—1953
世界问题固然对爱因斯坦很重要，但宇宙问题有助于他摆正世俗事务的位置。虽然他在去世前再也没能做出什么重要的科学成果，但他所不懈追求的仍然是物理而非政治。一天早上，他步行前往办公室，与支持军控的科学助手施特劳斯一同工作。他对他们如何在两个领域分配时间进行了思考。“但我们的方程对我更重要，”爱因斯坦说，“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是永恒的。”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奥本海默1955 年第一次访问研究院，那时他称它为“疯人院”，“一群唯我独尊的名人处在孤独无助的凄凉之中”。爱因斯坦无疑是这些名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奥本海默称他是 “完全的疯子”，虽然这样说似乎是为了表达一种挚爱。
成为同事后，奥本海默在对待爱因斯坦时变得更加灵巧，其话语也变得更加微妙。他称爱因斯坦是“一个里程碑，但不是一座灯塔”，意为人们擀叹他的伟大成就，但极少有人在事业上追随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几年以后，他又对爱因斯坦作了另一番生动描述：“他身上总是透出一种强烈的纯粹性，既如孩子般单纯，又极为坚定。”
──奥本海默评价的好到位！！！他们的个性非常不同。爱因斯坦充满了幽默和容智，这些都是哥德尔所缺乏的，他深刻的逻辑有时会推翻常识。这一点在哥德尔 1947 年加入美国籍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非常认真地准备考试，仔细研究宪法，发现了一个他所谓的逻辑缺陷（这倒是符合人们对不完备性理论的提出者的预期）。他坚持说， 这种内在的不一致性将使整个政府沦落为专制。
爱因斯坦不放心，决定陪同（或陪护）哥德尔到特伦顿参加人籍考试，主考官正是给爱因斯坦考试的那位法官。他和另一位朋友在途中试图让哥德尔分散精力，劝他不要提这个缺陷，但不管用。当主考官问他对宪法有何看法时， 哥德尔开始论证其内在的不一致性有可能会导致独裁。幸运的是，考虑到他与爱因斯坦的关系，主考官及时打断了他。“你不必详谈了，”他说，哥德尔的国籍保住了。
──好有意思，法官也好友善在探索统一场论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获得像引力与加速等效，或同时的相对性那样令人信服的物理洞见，所以他仍然是在抽象的数学方程中苦苦摸索，没有航标灯为他导向。“这就像置身于一艘飞艇中，虽然可以在云端游弋，却看不清如何才能回到现实中的地球。”他对朋友悲叹道。
事实上，他对理论一再进行修改，但都没有成功。他的悲观情绪日渐浓厚，这可见于他给老友索洛文（当时在巴黎做爱因斯坦的出版商）的信。“这个问题我永远解决不了了,”他1948 年写道，“它将被遗忘，以后肯定会被重新发现。”一年后他又说：“我不敢肯定我走的路是否正确。我的同时代的人把我看成异端和叛逆分子，因为白己活久了人们已把我忘了。”1951年，他有些无奈地说：“统一场论的研究已经不再进行了。它在数学上过于困难，我无法证明它。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很多年，主要是因为物理学家们不理解逻辑和哲学论证。”
也许这种探索是徒劳的。假如再过…个世纪仍然找不到统一理论，那么它仍将受到误解。但爱因斯坦从不后悔他的努力。有一天，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也许是浪费在）这项孤独的事业中，他回答说，即使找到统一理论的希望很渺茫，这种努力也很值得。他说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不必担心丢掉饭碗，花时间冒这个险还担负得起。但年轻理论家这样做就太危险了，因为他很可能会因此而毁掉自己的前途。于是爱因斯坦说，他有义务这样做。
──Respect！玻尔觉得沮丧时，有时会一遍遍地念叨同一个词。这一次，轮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他走到窗边不住地念叨：“爱因斯坦⋯••爱因斯坦••”
这时，爱因斯坦悄悄开门走了进来，并向派斯示意不要出声。他偷拿了一点医生不让他买的烟草。玻尔喊出最后…声“爱因斯坦”之后，一回头，发现了使他产生焦虑的始作俑者。“毫不李张地说，玻尔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派斯回忆说。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放声大笑。
另一位试图让爱因斯坦改变想法但未获成功的人是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惠勒。一天下午，惠勒来到梅瑟街，向爱因斯坦解释他和他的研究生费曼正在思考的一种量子理论新方案。“我希望让爱因斯坦相信，从这种新的角度看，量子理论是十分自然的，”惠勒回忆说。爱因斯坦耐心地听了 20分钟，但还是重复了他那句名言：“我不相信善良的上帝会掷骰子。”
惠勒有些失望，爱因斯坦的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当然，我可能是错的，”他用舒缓和幽默的语气说，“不过我也许拥有了犯错误的权利.”爱因斯坦后来向一位女性朋友坦言：“我不认为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谁是正确的。”
惠勒后来又来过多次，有时还带着学生。爱因斯坦承认惠勒的许多论证很精巧，但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想法。晚年的爱因斯坦曾经宴请过惠勒的几位学生。当谈到量子力学时，他再次质疑我们的观察可以影响利确定实在这种观点。爱因斯坦问他们：“老鼠的观察会改变宇宙的状态吗？”
──“不过我也许拥有了犯错误的权利.”1951 年6月，玛雅去世，爱因斯坦极度悲伤。“我对她的思念超乎想象，”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他脸色苍白，长时间坐在家里的后阳台上，神情严肃地仰望长空。他的继女玛戈特来安慰他，他用手指着天空，就好像在安慰自己说：“好好看看大自然，你就更能理解它了。”
玛戈特也离开了丈夫（他写了一本爱因斯坦传记，但末被认可）。她很崇拜爱因斯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爱因斯坦觉得玛戈特很有魅力。“玛戈特说话时，”他说，“你看见花儿在生长。”
他能够唤起和感受到这种挚爱，表明他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在感情上与人疏远。玛雅和玛戈特上了年纪之后，都更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而不是与丈夫住在一起。他曾经是一位不易相处的丈夫和父亲，因为任何约束性的关系都会使他不舒服，然而当他投人其中而不是受到限制时，也可以热情洋溢和充满感情，无论是对家人还是朋友。
爱因斯坦毕竟是人，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他最大的失败来自于私人领域。 他有几位终生不渝的朋友，家里也有人疼爱，但有少数人（特别是米列娃和爱德华)，当关系变得过于令人痛苦时，他干脆置之不理。
至于他的同事，则看到了他温和的…面。他很和萬，对同伴和下属非常慷慨，对助手总是很慈祥，无论这些人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他与一些人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他的热心（有时在家里看不到）使所有人感到温暖。因此，随着他慢慢老去，周围的同事对他不仅尊敬，而且爱戴。“人们一般认为我冥顽不化，”他对当时在爱丁堡做教授的老友玻恩说， “我觉得这种角色并不坏，因为它非常符合我的性情⋯⋯在任何方面我都更愿意给予而不是接受，我不太把自己或大众的做法当回事，对我的弱点和恶习并不感到羞愧，而是带着幽默的心情对事物泰然处之。”
最后，埃班派了一个代表，交给爱因斯坦一封正式信函，问他是否愿意出任总统。“接受这一职位就意味着必须搬到以色列，加人以色列国籍，”埃班在信上说（也许是为了防止爱因斯坦幻想能够在普林斯顿管理以色列)。不过接下来还有安抚的话：“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将为让您从事您的伟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全部的便利和自由，他们完全理解您工作的重大意义。” 换句话说，这一职位只要求他挂个名字，而不要求做很多工作。
虽然这份邀请似乎有些奇怪，但它有力地证明了爱因斯坦是犹太世界无与伦比的英雄。它“体现了犹太人民所能给予她的子民的最深敬意”，埃班说。
埃班的特使一到，爱因斯坦就把已经准备好的拒信交给了他。特使开玩笑说：“我做了一辈子律师，从未见过在陈述案情之前就被驳回。”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这一邀请使他“深为感动”，对自己不能接受它 “感到悲伤和羞愧”。“我终生都在同客观事物打交道，缺乏天生的资质和经验与人民打交道，做官处理世事，”他解释说，“与犹太人民的血脉联系是我一生中最亲切、最强烈的心理寄托。特别是当我意识到，在世界各国中我们的处境还不稳定，这更加使我感到痛苦。”
──两边都好搞笑.....他喜欢谈论自己的思想，没有耐心为管理（甚或象征性地领导）复杂的机构而作出必要的要协。在希伯来大学创建之初，他担任了有名无实的领导人。他的性情决定了他做不到对各种权谋伎俩视而不见。与此类似，最近有一个组织在波士顿附近筹建布兰迪斯大学，他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也有同样不愉快的经历，这使他辞去了相关职务。
此外，爱因斯坦从未表现出处理各项事务的才能。他唯一担任过的正式管理职务就是主管柏林大学的一个新建的物理研究所。他只是雇了他的继女做一些文秘工作，并让一位天文学家来证实他的理论。
──爱因斯坦是个孤独者，乔布斯是个协作者-只是和他合作比较难爱因斯坦的卓越在于他是一个孤独者、反叛者和不循规蹈矩的思想者，对于任何可能束缚其自由的事情，他都退避三舍。要想扮演在政治上息事宁人的角色，还有比这些特征更糟糕的么？正如他在给为他呼吁的耶路撒冷报纸写的信中所说，他不愿意附和“可能造成我良心冲突”的某个政府决定。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科学上，他更愿意做一个标新立异者。“不错，许多反叛者最终都成了有责任感的人，”爱因斯坦那一周向一位朋友承认，“但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许多反叛者最终都成了有责任感的人
第二十四章 红色恐惧，1951—1954
氢弹的研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共声浪愈演愈烈，参议员麦卡锡鼓吹的安全调查越来越肆无忌惮，所有这些都使爱因斯坦感到不安。这使他想起了 20 世纪30年代纳粹的上台和反犹主义的兴起。“几十年前德国的灾难正在重演，”他1951 年初向比利时王后悲叹道，“人们一味纵容默许，而不做任何抵抗，甘愿与恶势力为伍。”
为了不动声色地推进这种缓和，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不要判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死刑，他们被控将核机窃泄解给了苏联人。此案已经使国家分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派，这在有线电视时代到来之前是很罕见的。爱因斯坦没有对这个案子发表任何看法。他将信寄给了主审法官欧文．考夫曼，并请他不要公布信的内容。他并没有说罗森伯格夫妇是清白的， 他只是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案子来说，死刑过于严厉了，因为它的事实模糊不清，判决结果更多是受民众的狂热而非客观性所驱使。
许多批评信质问爱因斯坦，为何为罗森伯格失妇辩护，却不愿为被斯大林投人监牢的九位犹太医生讲好话，这几个犹太人被指控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暗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纽约邮报》的出版人和《新领袖》的编辑都公开指责爱因斯坦坚持双重标准。
爱因斯坦也认为苏联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苏联政府在所有官方审讯中对正义的扭曲应当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他写道。他又说，个人向斯大林呼吁可能不会起什么作用，也许一群学者发表联合声明会有帮助。于是，他联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等人发表了联合声明。“爱因斯坦和尤里打击了共产主义者的反犹主义。”《纽约时报》报道说。（几周以后，斯大林逝世，那些医生被释放。）
另一方面，他在许多信件和声明中都强调，美国人不应由于害怕共产主义而放弃他们所珍视的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他指出，在英国国内有更多的共广主义者，但那里的人并没有因国内的安全调查而陷人狂乱。美国人也不必如此。
──911让美国人失去了过多爱因斯坦对这一特点感到自豪，他知道自己多年来得益于此甚多。“看到一个无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的顽固受到大家的热情赞许，确实让我感到莫大的愉快。”他在接受这一奖项的广播讲话中说。
尽管是因为在科学领域的标新立异而获此殊荣，但爱因斯坦利用这一场合谈到了麦卡锡式的调查。“当然，大家是在对一个冷僻领域（物理学）中的标新立异者欢呼，在这一领域，参议院尚未感到有必要抗击国内缺乏批判力或胆小的公民的安全威胁。”一位名叫理查德．弗劳恩格拉斯的布鲁克林的中学教师收听了他的讲话。一个月前，他曾被调查共产主义在中学影响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到华盛顿作证，他拒绝发表意见。现在他想问爱因斯坦他这样做是否正确。
爱因斯坦回了信，并告诉弗劳恩格拉斯可以公开这封信。“反动政客在设法向公众灌输一种思想，让他们杯疑一切理智的努力，”他写道，“现在，他们又来压制教学自由。”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来反抗这种罪张？“坦率地讲，我看只有采用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方法，”爱因斯坦说，“每一位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
爱因斯坦一直拒绝流行时尚，这不仅使他终生受益，也使他在麦卡锡时代固执己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常常被要求说出别人的名字，并在对他们及其同事的忠诚调查中作证，爱因斯坦的做法却很简单：不要合作。
正如他对弗劳恩格拉斯所说，他认为这应当以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言论自由为根据，而不是援引防止自己受到牵连的第五修正案作为“托词”。他说， 维护第一修正案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维护自由思想的特殊角色。纳粹上台时，德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站出来声讨，这仍然使他感到惊骇。
──爱因斯坦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比乔布斯多很多，他身上有着诸多智慧，但乔布斯身上有着的是对产品Product层面的知识和思考他给弗劳恩格拉斯的信发表后，所引发的轩然大波甚至超过了他对罗森伯格案件的呼吁。全国的社论群起而攻之。
《纽约时报》．“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教授建议运用公民不服从这一人为的不合法力量无异于以毒攻毒。爱因斯坦教授所反抗的情形固然需要纠正，但出路并不在于违反法律。”
《华盛顿邮报》：“他不负责任的建议，已经将他归入了极端主义者的行列。这又一次证明，科学上的天才绝不能保证政治上的容智。”
《费城问讯者报》：“看到一个颇有成就、获得无数荣誉的学者竟然被为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的敌人用作宣传工具，真是特别可悲⋯•⋯爱因斯坦博士从星空中下来染指意识形态的政治，结果令人悲叹。”
《芝加哥论坛报》：“发现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智力超群，在另一些方面却是愚不可及，总是令人感到惊讶。”
《普韦布洛（Pueblo）星报》：“在所有人当中，他最应该知道，是这个国家保护他没有落入希特勒的魔掌。”
普通人也给他写了信。“好好照照镜子，看看没有疯子一般的发型，你是多么丑陋，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戴一顶俄国羊毛帽子吧，”克利夫兰的萨姆．艾普金说。反共专栏作家维克多•拉斯基寄给他一封冗长的信：“你最近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制度的攻击最终使我确信，尽管你有许多科学知识，但却是个傻瓜，是对这个国家的威胁。”新泽西州东奥兰治 (East Orange）的乔治•斯特林费洛不正确地指出：“不要忘了，你是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到这里才获得自由的。不要滥用这种自由，先生。”
──如果是你，是否有勇气，承受如此多的指责？然而这一次，实际上更多的信是支持爱因斯坦的。他的朋友罗素的还击比较有趣。“你们似乎认为，无论法律有多么坏，都应当遵守，”哲学家给《纽约时报》写信说，“我不由得设想你们会判乔治•华盛顿的罪，主张你的国家应当回过头来效忠于伊爾莎白二世陛下。作为一个忠诚的英国人，我当然双手赞成，但只怕它在你们国家中得不到太多支持。”爱因斯坦给罗素写了一封感谢信，悲叹道：“这个国家的所有知识分子，以至最年轻的学生，全都受到威胁。”
弗莱克斯纳已从高等研究院退休，现居第五大街，他希望利用这次机会修复与爱因斯坦的关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感谢你写给弗芽恩格拉斯的出色的信，”他写道，“如果在被问到个人观点和信御时绝对缄口不言， 一般美国公民的地位将会更为高贵。”
弗劳恩格拉斯十几岁的儿子理查德说的话很令人心酸：“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您的声明也许会改变这个国家的进程。”这倒是有些道理。他说，他将终生珍藏爱因斯坦这封信，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最喜欢的科目也是你最喜欢的———数学和物理学。现在我正在学习三角。”
──“你们似乎认为，无论法律有多么坏，都应当遵守，” 哈哈哈，非常有意思的反驳，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需要多思考爱因斯坦还是一贯的装束：宽松的套衫、灯芯绒裤子。他带沙多维茨来到楼上书房，称其做法是正确的。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些情况下挺身而出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如果你这样做了，我的名字可随意使用，”爱因斯坦慷慨地说。
面对这张空头支票，沙多维茨又惊又喜。在第一次秘密听证会上，麦卡锡的首席顾问罗伊•科恩向沙多维茨发问，麦卡锡在一旁听着。他是共产主义者吗？沙多维茨答道：“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采用的是爱因斯坦教授的建议。”麦卡锡忽然问他是否认识爱因斯坦。沙多维茨回答说，其实不认识，但见过面。当这一幕在公开听证会上重演时，台词没有什么变化。和弗劳恩格拉斯案一样，这件事又激起了轩然大波。
爱因斯坦相信他是一个好公民，而并非不忠。他读过第一修正案，认为支持它的精神恰恰是美国人所珍视的自由的核心。有一位愤怒的批评者寄给他一张卡片的复制品，上面含有他所谓的“美国信条”，其部分内容是：“我有热爱祖国、拥护宪法、遵守法律的义务。”爱因斯坦在边缘处写道：“这正是我所做的事情。”
当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被指控传播由世界利平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请愿书时，爱因斯坦主动为他作证。这份请愿书代表着爱因斯坦支持公民杈利和言论自由的主要观点。当杜波伊斯的律师告知法庭爱因斯坦将会到场之后，法官旋即决定驳回此案。
──“如果你这样做了，我的名字可随意使用，” 热泪盈眶！有一天，爱因斯坦在研究院碰到了正在准备听证会的奥本海默，他们聊了一会儿。奥本海默上了汽车，向一位朋友讲述了他们的谈话。“爱因斯坦认为我受到的攻击太过分了，我应当辞职。”他说。爱因斯坦认为，奥本海默甚至没有必要回应那些指控，这足以见得他是“一个傻瓜”。在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没有义务让自己受“政治迫害”。
由于有消息说，报道可能会突然转向，派斯来到梅瑟街，让爱因斯坦对媒体打来电话做好思想准备。派斯告诉他，奥本海默樂续坚持参加听证会，而不是与政府直接断绝关系。爱因斯坦苦笑着说：“奥本海默的麻烦在于，他爱土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他告诉派斯，奥本海默需要做的就是， “到华盛顿对官员们说他们是傻瓜，然后回家”。
奥本海默失败了。原子能委员会经投票表决认定，他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但存在着安全危险，于是（在失效的前一天）撤销他的忠诚审查特许。第二天，爱因斯坦到研究院看望了他，发现他很沮丧。当天晚上，爱因斯坦对一个朋友说，他不“明白奥本海默为何把这件事看得那么认真"。
研究院的一些成员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来支持院长，爱因斯坦立即在上面签了字。其他人一开始拒绝了，其中有些人是出于恐惧。这刺激了爱因斯坦。他 “运用其‘革命才能’来募集支持”，一位朋友回忆说。开了几次会之后，爱因斯坦说服所有人在声明上签了字。
──思想上没有爱因斯坦那么豁达奥本海默事件发生后不久，曾经的和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斯蒂文森到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他很受知识分子專爱。爱因斯坦对他说， 政客们正在煽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这让他很是不安。斯蒂文森比较谨慎地回应说，其实苏联是一个威胁。在谈了一些次要话题之后，斯蒂文森感谢爱因斯坦在1952 年给子他支持。爱因斯坦说，没有必要感谢，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更不信任艾森豪威尔。斯蒂文森说，他喜欢这种诚实。爱因斯坦认为他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自命不凡。
爱因斯坦对麦卡锡主义的反抗部分源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忧。他感到， 美国最危险的内部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破坏分子，而是来自于那些利用对共产主义者的恐惧来战踏公民自由的人。“与在这里疯狂搜捕寥寥几位共产主义者相比，美国受本国共产主义者的威胁要小得多，”他对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说。
甚至对不认识的人，爱因斯坦也用质朴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厌恶。一个从未谋面的纽约人给他写了一封11 页的信，他回信说：“我们已经在建立法西斯政杈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我们这里总的状况与1932年的德国何其相似。”
──非常认可这个判断：美国最危险的内部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破坏分子，而是来自于那些利用对共产主义者的恐惧来战踏公民自由的人。一些同事担心，爱因斯坦发表的观点会引起人们对研究院的争论。他开玩笑说，他为此而急白了头发。实际上，他以一种美国式的孩子气自由表达着自己的感受。“在我这个新祖国里，由干我无法保持沉默，无法忍受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已经成了一个‘专爱招乱的人’(enfant terrible)，,”他写信给伊丽莎白王后，“而且，我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们应当站出来为受到更多约束的年轻人说话。”
他甚至亦庄亦谐地宣布，鉴于目前的政治胁迫，他不可能想做教授。“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他拖长声音对《记者》杂志的西奥多•怀特说道，“我宁愿做一个管道工或小贩，以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还能得到程度不高的独立性。”
──“而且，我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们应当站出来为受到更多约束的年轻人说话。” 深深敬佩，和之前科学上的态度是一样的爱因斯坦看得很清楚，学术自由正在遭到蹂躏，这对事业的损害是实实在在的。例如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共事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一—在量子力学某些方面作出改进的玻姆，接到了美国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借口第五修正案而失去了工作，最后移居巴西。
不过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说法（以及他一连串的厄运）是李张之辞。尽管他有些话不够审慎，但他的言论并没有受到钳制，工作也没有受到威胁，甚至联邦调查局编纂爱因斯坦档案这场闹剧也没有剥夺他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奥本海默遭调查的最后阶段，他和爱因斯坦仍然安全藏身于普林斯顿的避难所， 可以随意思考和发表意见。虽然两个人的忠诚都受到质疑，拒绝给他们忠诚调查特许有时很可耻，但这并不像在纳粹德国，任何事情都是秘密的，尽管爱因斯坦有时会发表不当言论。
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难民往往把麦卡锡主义看成法西斯主义的余波，而不是在民主制度中泛起的波澜，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和往常一样，美国的民主又重新恢复起来。1954 年，麦卡锡遭到陆军律师、他的参议员同事、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德鲁，皮尔逊、爱德华•默罗等新闻记者贬斥。 奥本海默案件的文字记录公布后，至少是在学术界和科学界，刘易斯．斯特劳斯和泰勒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程度之深堪比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不习惯于能够自动复正的政治体制，也不能完全欣赏美国的民主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培养是多么有弹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鄙夷加深了。 但其冷嘲式的超然和幽默感使他没有沉溺于绝望。他死时注定不会痛苦。
──需要深刻理解美国民主政治里的那种弹性，左右摇摆会极大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时光，1955
爱因斯坦的贫血和胃病也时有反复。而且他知道，其腹部主动脉上的动脉瘤是致命的，他开始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死亡。他在为柏林和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鲁道夫•拉登堡致悼词时，说的话似乎是感同身受。“人生短暂，宛如造访一间奇特的房子，又迅速离去，”他说，“所走的道路勉强被摇曳不定的意识照亮。”
他似乎感到，生命中的最后这段时光既顺乎自然，又有些精神性。“奇怪的是，随着人的慢慢老去，他对眼前事物的亲密感渐渐失去，”他写信给比利时王后说，“人仿佛身陷于无穷，多少有些孤独。”
──“人仿佛身陷于无穷，多少有些孤独。”回忆往昔岁月可谓恰逢其时。老友哈比希特和索洛文从巴黎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回忆起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在伯尔尼组建所谓奥林匹亚科学院的日子。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对其大加领扬：“虽然我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道路.”他后来在另一封信中向索洛文悲叹道：“魔鬼正在细心点数着年头。”
特别是，他终于与汉斯．阿尔伯特和平共处了。就在他庆祝了 75岁生日不久，汉斯•阿尔伯特也到了 50岁。儿媳弗里达寄来了一个纪念品， 爱因斯坦给汉斯•阿尔伯特写了一封较为正式的信表示感谢，就好像是专为某个特殊场合而写的。不过其中也对儿子以及科学生活的价值大加赞幼：“令我颇感欣慰的是，我的儿芋继承了我的主要性格特点：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牺性自我，追求一种非个人的目标，从而超越单纯的生存。”那年秋天，汉斯．阿尔伯特去看望了爱因斯坦。
到那时，爱因斯坦终于发现了美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美国被一些潮流所席卷时，局外人所看到的一些危险的政治激情，其实只是…时的情绪，可以被其民主制度所消解，被其先法所纠正。麦卡锡主义已经浙渐销声匿迹，艾森豪威尔缓解了紧张局势。“上帝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他那年圣诞节给汉斯•阿尔伯特写信说，“但他们还是成功地恢复了正常。所有东西都在这里成批生产，甚至精神病。但任何东西很快就不再流行.”
──“令我颇感欣慰的是，我的儿子继承了我的主要性格特点：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牺性自我，追求一种非个人的目标，从而超越单纯的生存。”就像对老友贝素所说的那样，爱因斯坦也坚持认为，物理学应当建立在 “场的概念，即连续体”的基础上。70 年前，他在观察罗盘时所感到的敬畏使他惊叹于场的概念，从那以后，场的概念一直指导着他的理论。但他很担心， 如果场论到头来无法解释粒子和量子力学会怎么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空中楼阁（包括引力理论）就将荡然无存。”
几天以后，他得知了贝索去世的消息。60 年前，他们在苏黎世求学时结识，从那以后，贝索就一直是他推心置腹的朋友和科学上的咨询者。爱因斯坦仿佛知道自己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他在一封给贝素家人的慰问信中谈到了死亡和时间的本性：“他在我之前离开了这个奇妙的世界。这并没有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
爱因斯坩现在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周，他当然要关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4月 11日，他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崇后来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他仍然心智健全。”这份宣言促成了帕格沃什会议，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控制核武器。
那天下午，以色列大使埃班来到梅瑟街，商讨爱因斯坦即将为犹太国成立 7周年作的广播讲话。埃班对他说，届时将有6000万听众收听这次讲话。爱因斯坦笑着说：“嗯，我现在有了一个名扬世界的机会。”
爱因斯坦对埃班说，他把以色列的诞生看成自己一生中极少数有道德恅质的政治活动之一。但他认为，犹太人应当学习如何与阿拉伯人相处。“我们对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对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检验，”他几周之前对一位朋友说。他想对其讲话进行拓展，敦促创建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护和平。他用一手非常工整的德文将它写了出来。
──犹太人应当学习如何与阿拉伯人相处天亮后，一群医生来到他家。在进行会商之后，他们推荐让一位外科医生做手术，认为主动脉或许还可以挽救，虽然希望不大。爱因斯坦拒绝了。“人为地延长生命是素然无味的，”他对杜卡斯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会走得很体面的。”
不过，他的确询问了医生自己是否会“死得很痛苦”。医生告诉他，也许， 但谁也不知道。大出血造成的疼痛可能极为痛苦，但也许只有一分钟，也许要一个小时。他对惊慌失措的杜卡斯微笑着说：“你过于紧张了—.—我终归是要走的，什么时候走其实并不重要。”生命的终点并未接踵而至。4月11日，他起床时感觉好了一些。他要杜卡斯拿来眼镜、纸和铅笔，想继续做一些计算。他跟汉斯•阿尔伯特讨论了一些科学思想，又跟纳坦谈到了德国重新武装的危险。他指着方程，半开玩笑地对儿子悲叹道：“我要是数学再多些就好了。”[3〕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悲叹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他自己数学工具的局限，临终前说这些话也是很自然的。
他的床头放着预备在以色列独立日发表的演说草稿。“今天，我不是作为美国公民，也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来向你们发表演讲，”文章这样开始。
他的床边还放着十二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方程，满是删改的痕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努力子找那种难于发现的统一场论。在最后一次入睡前，他写下了又一行符号和数字，希望能使我们更加接近宇宙定律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
──至死方休
尾声：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心灵
当牛顿爵土逝世时，他的遗体安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耶路撒冷寝宫，他的护柩者包括大法官、两位公爵和三位伯爵。爱因斯坦的葬礼本来也可以有如此规格，让全世界的高官显贵云集。但根据他的遗愿，去世那天下午即在特伦顿火化，那时还没有对外公布消息。在场的只有12 个人，包括汉斯•阿尔伯特、杜卡斯、纳坦和布基家的4 个成员。纳坦朗诵了歌德的几句诗，然后把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入附近的特拉华河 (Delaware River)。
“对于 20世纪知识的巨大增长，没有人的贡献比他更多，”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但在对知识力量的拥有上，没有人比他更谨慎，他比别人更确信，缺乏智慧的力量是致命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爱因斯坦的逝世刊发了九簫报道和一篇社论：“人站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上，凝望着浩瀚的星空、巨浪翻腾的海洋和摇曳多姿的树木，不禁浮想联翩。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300 年来，我们中间出现的最有思想的探素者莫过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坚持撒掉骨灰，以免他最后的安息之地成为众人膜拜的场所。然而，他有一部分身体没有被火化。在40 多年的时间里，爱因斯坦的大脑竟然成了居无定所的遗物。整个过程无异于一场恐怖的闹剧。就在爱因斯坦去世后几个小时，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做了所谓例行的尸体解剖。哈维是一个褊狭的贵格会教徒，他性情温柔，但对生死有一种相当空幻的看法。当纳坦心烦意乱地等待时，哈维检查了爱因斯坦身上的主要器官，并将其一一取走，最后用电锯切开了他的头骨，取走了他的大脑。他把身体重新缝合后，未经允许便决定给爱因斯坦的大脑做防腐处理。
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安大略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桑德拉•维特森教授和他的小组于1999 年完成的。哈维曾经主动发给她一个传真，表示愿意提供样本以供研究。那时的哈维已经年逾八旬，但还是亲自驱车来到加拿大，运送了包括顶叶在内的爱因斯坦大脑的大约1/5。
通过与其他 35个男人的大脑相比较，爱因斯坦的内顶叶有一个区域沟档要短得多，这里被认为是控制数学和空间思考的关键部位。他大脑的这个区域也要比别人宽 15％。这篇论文猜想，这些特征也许使得这一区域的大脑回路更密集、更完整。
然而，研究爱因斯坦的神经胶质和沟槽的样式，永远不可能使我们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想象力和直觉。要紧的问题是他的“心灵〞如何运作，而不是他的大脑。
──爱因斯坦本人对其思想成就最常给出的解释是他的好奇心。正如他在临终时所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只是极为好奇罢了。”爱因斯坦的一个信念是，大自然没有多余的属性。因此，好奇心必定是有用途的。在爱因斯坦看来，好奇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创造了可以进行质疑的心灵，使得我们可以欣赏宇宙，他将这等同于宗教情感。“好奇心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他曾经说，“当一个人沉思永恒、生命、世界的精妙结构等奥秘时，只能感到敬畏。”
──好奇心必定有其用途爱因斯坦的思想中有一种美学标准和美感。他感到，简单性是美的一个要素。在离欧赴美的那一年，他曾在牛津宣布过他的信条：“自然是可能设想的最简单的数学思想的实现。”从而呼应了牛顿的格言“自然喜欢简单性”。
尽管奥卡姆的剃刀以及其他哲学格言也是同样思路，但并没有什么自明的理由表明其必然为真。或许上帝真的在掷骰子，他也许真就喜欢复杂性。但爱因斯坦并不这样认为。“在构建一种理论时，他的做法与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30 年代的助手罗森说，“他追求简单性和美，在他看来，美本质上首先就是简单性。”在他的个性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愿意服从权威。这种态度可见于他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为新版的伽利略著作所写的一簫序言中。他说：“我在伽利略著作中所认识到的主题是，充满激情地反抗任何种类的基于权威的教条。”
这种不服从不仅使他对普鲁土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行进厌恶至极，也造就了他的一种政治信条。他痛恨对自由思想一切形式的专制，无论是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麦卡锡主义。
爱因斯坦的基本信条是，自由是创造性的源泉。“科学的发展以及精神的创造性活动都要求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在于，思想独立于权威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他认为，培养这种自由应当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教育的使命。
爱因斯坦的观点可以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说明。创造性要求我们不愿墨守成规。这便要求培养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而这又反过来要求有一种“宽容精神”。支持宽容即为谦卑，即相信没有人有权将思想和信念强加于他人。
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特立独行的天才。爱因斯坦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思想和灵魂为这种谦卑所调节。他既可以在其孤独的旅程中镇定自若地充满自信，也会对大自然美妙的作品感到敬長。“宇宙定律中显示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于人的精神，在它面前，力量有限的我们必定会感到谦卑，”他说， “在这个意义上，对科学的追求导向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宗教感情。”
──思想独立于权威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他是一个深切关怀人类的孤独者，一个充满敬畏的反叛者。就这样，一个富于想象、特立独行的专利员读解了造物主的心灵，揭开了原子和宇宙的奥秘。
参考书目
- 爱因斯坦的文稿、通信和著作：
-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s. 1-10. 1987---200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爱因斯坦全集》，缩写为 CPAE)
这十卷的时间范围是1879 年至1920年。除非特别注明，我引用的爱因斯坦 1920年以前的所有文稿均取自《爱因斯坦全集》。它们是以时间顺序编排的，除非有特别理由，我按照日期来引用这些材料。每一卷都以德文本和英译本出版。 - Albert Binstein Archives（《爱因斯坦档案》，缩写为 AEA)
这些档案现存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爱因斯坦文稿计划”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有副本。
-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s. 1-10. 1987---200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爱因斯坦全集》，缩写为 CPAE)
译后记
- 这是一本爱因斯坦的生活传记，也是爱因斯坦的所有文稿于 2006 年公开后出版的第一本传记。作者艾萨克森是《时代》周刊前主编，其《基辛格传》 和《富兰克林传》早已广为人知。本书2007年出版后好评如潮，首版印数高达 50 万册。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和驾驭材料的能力令人惊叹，他能将浩如烟海的材料相当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使这本传记的可读性极强。尤其可贵的是， 作者并不刻意美化或丑化爱因斯坦的某个方面，而是能客观公允地看问题，用事实材料说话。爱因斯坦伟大的科学成就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在书中得到完美结合。爱因斯坦当数20 世纪思想最透彻的科学家，对什么是基本问题有着异常敏锐的直觉。他能很自然地把握事物的根本，而把其他细枝末节统统抛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极少数有深刻哲学思想的科学家。他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科学的理解上，而且体现在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上。他的著作总是朴实无华，自然亲切，所涉主题重大而高远，对人类怀有深切的悲悯，字里行问渗透着思想的伟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这也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密切相关。斯宾诺莎那个决定论的上帝使他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恒常不变的美妙秩序，也使他在哲学上自始至终无法认同量子力学。这种古典情怀加上幽默自嘲的气质使爱因斯坦能够超然物外， 对世间纷扰有很强的屏蔽能力。科学与艺术的宁静世界是他心灵的避风港，真可谓“大隐隐于心”，冷漠与热情在他那里育特地交织在一起。“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需求，这两者总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爱因斯坦说，“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过客’，我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基至我最亲近的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从未失去距离感和保持孤独的需要。”用英菲尔德的话说：“我不知道还有谁像爱因斯坦那样孤独和超然。他不会真正受到伤害，他的生活充满了淡淡的愉快和冷冷的情感。其温文友善完全是不带感情的，这些东西似乎来自另一个星球。”这一点愈到晚年表现得愈明显。这也许是爱因斯坦最令人着迷之处。那些超越自我、达于神性的伟大人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科悖论色彩，迫使每个人回归自己的内心。正因为此，提起爱因斯坦，就像提起他最喜欢的莫扎特一样，我们多少会有一种复杂的惑觉，那种感觉既亲切又遥远，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孤独。
随着时光的流逝，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已经得到很好的继承，其人性的一面会更加受人重视，了解爱因斯坦的一生不应只是出于历史的猎奇。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独立思考、秉持理想：如河女能成为一个真证 “自由”的人，泰然接受命运的各种安排．在最大程度上从白我之中解放出来， 已经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新坦对我的每个人都有泳恒的意义。
书中的部分内容已有译文，译者参考了《爱西斯坦全集》（1-5卷入《爱因斯坦文集》（1一3卷）、《爱因斯坦论和平》等国内已经出版的著作，并在个别地方作了调整。在此问许良英、范岱年、赵中立、李醒民等学界前辈以及鲁旭东等先生的辛苦劳动致以表心的遂意：在翻译过程中，承蒙中科院自然料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多次指点，白影东教授、郭孙伟先生熱情回答了译者的一些问题，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翻译难度很大，译者虽已尽力，许多地方还是难以传达原文的精妙和数味。对于译文中的那些错误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多多指正！
──许良英！是许成钢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