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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鸣：皇权不确定性下的统治术——传统中国官场机会主义溯源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8897.html
- 张鸣：从科举制到市场经济转型——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9273.html
- 张鸣：权力边界何在，实话空间几许？——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权力与真理关系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7054.html
Insight：
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虽然皇帝最终要凭借官僚这个中介才能统治国家，但官员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依据都是皇权。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所以，皇帝要怎么样，官员只要迎合，就能获利。只有在皇帝明显违反常识道理、造成重大灾祸之时，官员才可能凭借儒家伦理对皇帝提出批评。理性选择的结果使得官员更多地趋向于顺从皇帝。
——符合历史以来的感知中国尽管有两千多年官僚制的传统，但守规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考试取官的确是理性官僚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就再也不走了。隋唐科举制建立的初衷也并非建设官僚体系，而是防止贵族垄断官职，强化君权。科举制度越来越严密，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愈发精英化。但是，官僚的行为却没有程式化和规法化。官员的个人行为偏好往往直接影响一地的发展。
——如何再往前走一步，可以看看新加坡官员的行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为风向标。一般来说，皇帝喜欢什么，一个朝代就兴什么。汉初皇帝喜欢黄老，臣子们就清静无为；东汉皇帝喜欢儒生，则臣子们多为经学家；唐初皇帝喜人上书言事，则多诤谏之徒；到晚唐，皇帝喜欢佛教了，则多礼佛之士；清代嘉庆之后，皇帝提倡节俭，带头穿补丁衣服，则满朝文武衣服上都打了补丁，有的补丁比衣服本身还贵。
——Interesting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势必导致官员行为无法程序化、规范化，而皇帝行为的不确定往往是由统治术决定的，属刻意为之。多数王朝都外儒内法，崇尚权术，甚至迷信权术。秦始皇和丞相李斯之间，有过一个小故事。李斯随从车马过盛，很是招摇，皇帝看了不高兴。随行的宦官就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低调起来。秦始皇马上知道身边有人泄密，又审不出来，于是把当时在身边的人都杀了。因此，官员要看皇帝的喜好行事，而皇帝却偏偏不想让官员知道自己的喜好，刻意让他们去揣摩、迎合、争宠，以便控制、操控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一向为人看不起的阉人，始终是中国王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官僚需要通过宦官了解朝中的信息，掌握太后和皇帝的动向。
帝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制度安排，刻意强化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比如明清两朝都实行低俸制，但绝大多数官员都可以通过政务上下其手，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对于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变，即确定性地增加官员白色收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绝大多数官员都置于违法犯罪的状态，进一步扩大了皇帝操控官员的空间。
——“就是不肯加以改变，即确定性地增加官员白色收入”，细思极恐，新加坡与香港，都是典型的高薪养廉，但在法治、民主不健全环境里，底层民众收入低，而给官员高薪水，也是另一种困境，说不过去君主制的近代转型，都是从限制君权（具体地说，是限制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开始的。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就是英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者通过跟国王签订宪章，限制国王无度的征税，逐渐限制国王的其他权力，最终发展为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其钦定宪法大纲、成立准议会资政院，主要比照日本，因为日本立宪体系中君权比较重。但是，预备立宪一旦进入行动程序，各省的准议会谘议局和中央的准国会资政院一成立，君权包括代表君权的各省督抚之权，还是被大大地抑制了。督抚想增加点税，居然怎么都不行了。资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议案，弹劾代表君权的军机处。后来，就自然有了当家的满人亲贵执意收权，得罪了全国的士绅，以致于辛亥革命发生，皇帝被推翻。
——最后一句的因果关系，值得商榷如果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这样的机会主义危害还小点。因为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场只要不大折腾，农村都能自己运转。但是，在一个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恰好这个国家的政府权力还超大，官员迎合式的折腾，小则危害地方，大则坑害国家。一个政策出台，没有修正剂，没有刹车装置，动辄上千亿、几万亿砸出去，等到发现错了，已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刹车的只有一个人或者最高层的几个人，而车轮启动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层的偏好，指望来自最高层的刹车制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且最高层，不一定会下“罪己诏”只要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没有纳入法治之下、接受制度的约束，官场机会主义就永远消除不了。权力集中在一个明君身上，的确可以高效地实现很多大目标。但是，今天的世界，对政治领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决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尤其不犯大错误。规范领导人行为，减少领导人行为不确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众的利益为政治的出发点。
——跟芒格的投资逻辑很相通，尽量不犯错从科举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高官的后代，一般也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正路”。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以前的科举考试，变成了如今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位进士和23000多位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于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虽然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拴在科举上。
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在围绕着科举制的金字塔活动，而他们又是乡村自治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最后一句描述，需要想想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充满乌烟瘴气和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但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在科举上。
——不讲政府合法性，但讲究官员合法性，最后一句话很真实自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全面没落。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官吏则谈不上是社会精英。
——社会变换，这段时间的思想风尚，非常自由，民国大师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但色彩越来越黯淡。
——哈哈，原来我前面提到过的，张鸣也描述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获益者。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
——君不见，国企领导，国企书记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公务员考试，居然是学习西方的？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到了清代，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干、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
——张鸣讲的也太直白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法治约束，比道德约束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