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汉高祖一汉武帝）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即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既然消灭了异姓王，正常思维应该是仿效秦始皇强化郡县制，但是这位平民皇帝选择了…条谁也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亲眼目睹了秦帝困的分崩离析，危急时刻无人愿意支撑起破败的帝国。华竟，官僚靠薪水吃饭， 就算贪污的本事很大，也没有理由维护别人的一姓天下。
如果没有血浓于水的同姓诸侯王，汉帝国将来同样无法应对真正的危机。事实证明，分封刘氏诸王是对的，如果没有刘邦留下来的同姓诸侯，恐怕汉朝早就得跟着皇后吕雉姓“吕”了。
人们习惯于将刘邦的皇后吕雉称呼为“吕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另外两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书中出镜，三位女强人都是中国货币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
然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 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让罗马帝国受尽了欺凌。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干四百斤，这不但是西欧一干五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3年中四的劳动生产率（二千二百四十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在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
──原来西汉能超过1978年，厉害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 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困范用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一“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而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对汉朝，充满敬意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候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 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看现在为农民减税，降负，也是这样的思路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竟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华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 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干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竟争势力。
──用经济学解释政治，很有意思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 178 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昌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 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 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中国居然也有2%税负的时候，难以置信！《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人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
在绝大部分人还要辛苦农耕的时代，冶铁、畜牧、贸易、手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换句经济学的话讲，这些行业都是创新行业，想象一下20世纪90 年代初期一台 VCD 能卖几千元，大家就明白为何无人再私铸英钱了。
──给我们的启示是：去那些快速发展的行业这位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付同姓诸侯。他提出：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平分给所有儿子；没有子嗣的诸侯， 在诸侯死后皇帝将收回封国。按照这个政策，对每一代诸侯来说，把土地平分给儿子并未直接减少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刘恒虽然看不到皇权统一，但是几代人下来，诸侯一定会像温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帝王权谋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大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而选择了封建官僚。而与诸候相比，封建官条是一个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官僚更可怕，今日亦如是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 “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
──如今的抗疫，亦如是，更好的出路是，地方政府，或者直白说，省市政府，对自己辖区，有更高的自主意识（但千万不能是唐山那种）诸侯确实会危害帝王权力，广设封建官僚却会危及全体臣民，社会上下层之间会彻底丧失沟通机制。剪除韩信、英布等异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锋。对消灭吴王刘濞的任务来说，也是如此。
──假如蒋介石读更多史书，中国历史会不会不一样？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同姓王不再拥有税收权，也丧失了封国内的官吏任命权，留下的只是一个封号。当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皇权便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进程。刚刚统一的汉帝国，在帝王一个人的旨意下又将走向何方？
──汉景帝要亡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了原来民问流通的四铢钱，推出三种新的货币- 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所请皮币，就是弄了块鹿皮，告诉全国人民，这块皮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至于三铁钱， 望文生义，就是重为三铁的钱。
──崩溃王朝的走向，果然都是类似的，疯狂抢钱马克思对此作了最为精准的评价：“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兵器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马克思讲的有点绕公元前 120年,刘彻想到了--个在今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办法，为推行“算缗令” 出台“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就可以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帝国没收。此令一出，帝国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也彻底改变了财富获得的轨迹——如果能靠欺诈获得财富，谁又肯去创造财富呢？
──古代君主总有千万种法子，掠夺百姓财富......偶然剩下几个富户，是因为在“告缗令”之外还有一个“不告缗令”：只要向边关捐道一定数爱马匹，或者一定数证粮食，就可以不被“告缗令”追究，不被“告缗令” 追究的前提是这家人没有现钱，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土地。
──如今人民的财富，集中在钢筋水泥的商品房里，何曾相似在“不告缗令”的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一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运动开始了。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竟争者，而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为了垄断盐铁、运输、酒业，刘彻增设了很多机构，汉帝国的官像机构空前膨胀。他们垒断了各种赚钱的买卖，对胆敢入侵其领域的普通人处以极刑。
──作者加粗此段，吾深以为然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汉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帝国官僚购买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 大农、太仆，上至三公九卿，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
──汉武帝刘彻时期，真是研究社会学的好样本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 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去。
──现在如何？现在，永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曰，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 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是否可以说，陋习自汉武帝始？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东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劣币驱逐良币公元前106 年，四十万流民突然涌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这里还有一点空间能养活自己•••
──上山下乡
第四章 迷失的货币（汉昭帝一新莽）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
──“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何其熟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已诏》，忏悔自已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 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靡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七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罪己诏的来源和出处
= 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办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园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困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 家中声色犬马•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入民不聊生，于网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园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斋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因富民强的迹象？
“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 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在理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 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 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评价这么高通货紫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入的境遇就越悲惨。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通货膨胀和通过紧缩，都是老百姓受苦，有点难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早灾害，百姓破亡；
一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义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万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 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忍不住的关怀——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折合今大的人民币大约一百一十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触目惊心无论后世如何评论王莽的上述事迹，《资治通鉴•汉纪》已经为我们记聚下这样 --组数字：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一共收到四十八万七干五百七十二份上书， 无论王侯、列侯、宗室、庶民，大家都要求汉帝国禅让皇位给这位当世道德楷模。考虑到当时识字以及有能力刻竹简的人数，这个数字应该儿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人。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养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 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著名的“王田制”。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干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土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 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一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一封建官商又从七地上挤出了富人一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一小农成为流民 ••⋯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干年的封中，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 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
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六十四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 “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业、造船业、畜牧业⋯•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黄河的舰船、有了自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会率先走进海洋、走向世界。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创建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作“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单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 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其实，卖富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数不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 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 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而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董卓本是土匪，但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厞。
薏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 道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的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两百年的国都，童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士匪之实， 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气得发抖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官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 街道⋯自已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童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两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两百年财富、两百年人才、两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该烧掉多少积淀呀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纪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末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 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厞，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己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末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阅。
──在金融史里学历史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就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和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内的人都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条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 帝国也无法创建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优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这个宿命，在当代中国，已经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