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当时列强原则上也承认这些权益不公平、要改变，但强调此种改变要与中国自身的改革相联系，如关税自主要与废除厘金相联系，取消治外法权要与中国建立近代法治相联系。这当然体现了列强要尽量延长这些权益的自私企图，并且也与尊重中国主权相矛盾，但今天，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改革都是中国进步所必须，是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事实上，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的对华影响一直就是两面的：一方面给我们带来班辱和压迫，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进步也确实是迫于外力。今天看来，别人逼着我们进步当然让我们很不爽，但是抗着这些压力坚决不改革 (如同庚子时的慈禧）难道我们就很爽吗？对这些进步就应该秉持谭嗣同的态度：压迫要抗争，改革更要主动，“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我个人会觉得，被逼的进步，尽管受一时之屈辱，但总比一直没进步，落后保守，要更好，因为屈辱和压迫可以在你强大后洗刷掉。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这些谈判才有了很大进展：在关税权方面，通过一些国家旧约到期另订平等新约、美国带头在旧约未到期时就主动改定新约，并推动其他国家也相继改约，到1930年最后一个顽抗的日本也被迫接受改约，中国终于完全实现了关税自主。这对保障国家收入与发展民族经济都有很大意义。
而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下共产党人托庇于外国司法特权（如前所述共产党人被租界巡捕抓住后力图避免被引渡给中国政府）更没有人认为是“卖国行为”，但北京政府闯人苏联使馆捕杀在彼避难的李大钊等中共烈士受到强烈谴责。这一切都说明在神圣的主权之上确实还有若干更神圣的道义原则。而废除治外法权与国内法治改革挂钩、关税自主与废除厘金挂钩的做法虽然不值得称道，但废除治外法权的进步意义需要国内法治进步的条件才能体现（类似地，关税自主的进步性需要废除厘金才能体现）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取消外国特权的同时，国内的法治必须进步，不然会造成所有人都是一种“弱势、屈辱的平等”，都是“跪着的人”从1922 年华盛顿会议确定谈判原则，1925 年实质性谈判开始，到1931 年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完成纠正不平等的整个过程，但其进展是很明显的。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才收回香港、澳门，就不能不承认在那短短几年内，又是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如此之多的乱世条件下，中国能接连收回青岛、威海、湛江等重要口岸和许多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在取消治外法权方面取得关键进展，那实在堪称奇迹。
──秦师如此列出来，瞬间有了对比！为什么能够如此？除了今人提到的种种原因，尤其是国内官民互动的红白脸抗争、成功利用国际形势和列强间矛盾的 “站队”外交等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并非主要但人所未言、 因此笔者认为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原因，那就是辛亥以后中国政治的多元化。尽管这种多元化不是以宪政下政党竞争的方式、 而是以群雄逐鹿的方式存在会削弱对外抗争的国力，但是如前所述，多元力量对政治合法性的竞争也促使其中的每一元都尽量表现“爱国”而不敢“卖国"，因此在同等国力的条件下它往往对外表现得更加积极。
──有理如果说1931 年前的废约外交、或者国民政府所称的“革命外交”在对西方列强乃至日本收回权益方面都取得了不小进展，那么唯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对俄方面。苏俄在掌权之初发表那两个好话说尽的对华宣言，地位一稳就不认账，1924 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再不提什么“无条件放弃”，而是要挟中国必须以天价赎回中东路，在末能赎回前则实行中苏共管。但此后连中苏共管也没有兑现，中东路仍是苏俄的禁脔。在 “革命外交”的高潮中，易帜不久的张学良东北当局在民国中央政府支持下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先是要求兑现中苏共管，遭拒绝后更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现在看来，年轻气盛的“少帅”此举确实太激进，而且由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崇，使他没能正确判断国际博弈的局势。
──少帅！想到了《琅琊榜》，其实张学良也有林殊一般的才智日本立即敏感地察觉中国若能收回中东路，也就可能收回满铁，因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即公开声明严厉警告中国政府不得触犯日本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否则必以“极端方法”来报复，同时对苏俄的行动则不置一词。这无异于一种暗示，苏俄没了顾忌，便果然放手采用．“极端方法”来惩罚中国。1929 年8一11月间，苏俄公然不宣而战，出动陆海空大军从满洲里、绥芬河、同江等几个方向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东北军力不能敌，全面溃败，两个主力旅与松花江舰队惨遭覆灭，旅长韩光第等大批官兵殉国。苏军先后从同江攻陷富锦，从满洲里进占海拉尔，从绥芬河侵踞密山。张学良丧师失地后被迫接受了屈辱条件，收回中东路之举彻底失败。
──1）务必了解你的对手，日俄不是善茬；2）少帅值得更多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民国政府于对日宣战时依国际惯例单方面宣布废除与日本的全部旧约并没收敌产，同时一面对日抗战，一面向盟国列强再次提出废约问题。这与一战时中国只对敌国（德奥）废约大有不同。这当然与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牺牲都比一战时大得多有关。1942年初，美英苏中四国领街，联合26 个盟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这是中国首次被称为“世界四强”之一，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已形成不可接受的巨大反差。宋美龄就此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借严厉批评英国抗战不力还对中国摆谱，提出了彻底废约问题。宋文引起的震动使罗斯福总统出面，英美协商后同时宣布废除旧约， 交还权益。而日本获知情报后也抢先与轴心诸国作了类似声明。
──历史的回望，原来在民国，中国人还能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感慨日本此举当然只是作秀，因为自中日两国宣战之日起旧的条约关系就已被中国废除，只有在军事上打败日本的问题了。而同盟国列强的“弃权改约”则意义重大。1942年双十节，美英两国同时宣布弃权改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了平等新条约，其他盟国也随之跟进。这些条约有的虽留有若干尾巴（如港九问题仍未解决），但与晚清的旧约已有根本的不同，举凡海关、租界、驻军、司法、邮政等等外国特权 -概取消，其平等条约的性质世所公认。
一个对华十分友好的法国朋友曾对我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再要求日本认罪，同时对当代日本给予中国大量援助的事讲得不够。我回答说：至少就我本人而言，对日本政府自建交以来给中国不少援助，据说其数额为日本对外援助之首一事知道得很清楚。但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知道这些，也不会因此感谢日本人。因为日本当年对中国造成的灾难要大得多，而我们却没有要日本赔偿。所以应该是日本人感谢我们才对。
这位法国人听了，惊奇地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要赔偿？该罚就得罚，该谢还得谢，这是两回事嘛！当年美国对德国可是要了大量赔款的。但是美国后来又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援助德国重建。德国人赔得心服口服，并且感谢美国的援助，认为美国这才是以德报怨呢！
的确，要是中国当年向日本据理索赔，然后以这赔款反过来援助日本，这不也是以德报怒吗？但这两种“以德报怒’ 的结果会有怎样的差别，应当不难想见。该罚不罚，强盗怎能知罪？而如果是我们拿了赔款再反过来援助他们，就算他们不感恩，也轮不到我们“当谢不谢”而招怨吧！
而我们如今落得个：强盗既不知罪，苦主反欠人情，让人感到窝囊！
──当年居然没要赔款！真不知道当权者怎么想的而我们的做法值得反思之处，首先在于我们的思维传统中缺少“权利”意识，国人常以权利一词汉字字面之义，把作为正当性的“权”与可以大度让人的“利"混为一谈。“君子耻于言利"，于是也忽干维权。而不知“让利〞示德与“弃权” 纵恶之别。
──“弃权”纵恶而战后中国的统治者，倡言“放弃权利〞的蒋介石先生， 采取那种独特的“以德报怒”应当也是有精明考虑的，而且大概也是基于“国家”的利益——但那是“朕即国家”的利益， 还是公民国家的利益？这样的考虑是不是基于国民的利益呢？那就天知道了。
──原来是蒋介石做出的放弃权利的决策而这，正是60 年后我们最需要反思之处。我们要在今天的世界上维护真正的国家利益，亦即国民利益，就不能不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后附上一句：“国家兴亡，匹夫先应有权”。
──重复一遍：国家兴亡，匹夫先应有权显然，无论1921 年作为两阶段的分野是否有争议，但百年来中国国权先降后升，而新旧条约的更替标志着“民族解放”法理上完成，抗战胜利则把法理上的完成予以“彻底实现”，这些论断是重庆、延安的共识，也是符合实际的。
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影响也因抗战大为增长。继中国第一次俨然以“四强”之一身份参与领街反法西斯阵营几十个国家的联合声明之后，中国又接连作为阵营领导国之一参加了开罗三方会议、敦巴顿橡树园双三方会议， 联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与三国《波茨坦公告》。 并最后因上述资历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充当这“三、四、五”能否名至实归当然有争议，事实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力挺中国，尚未光复的法国并无发言权，英国是在美国的说服下勉强接受中国进入 “列强”的，而苏联则坚决反对。联署宣言还勉勉强强，“巨头”会面绝对不行，斯大林是坚决不接受与中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的。开罗会议有蒋无斯，德黑兰、雅尔塔会议有斯无蒋，而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不能没有四方参加，苏联也还坚持要搞成“双三方”（美英苏和美英中分别开会）会议，就是不愿与中国并肩而坐。联想到雅尔塔会议苏联如此坑中国， 1949—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如此不痛快，苏联人要平等待我，还得假以时日。
──苏俄欺人太甚但是无论如何，抗战后中国地位的提高仍然是飞跃性的。应该说，如果一些原先议定的事项能够实现，中国的“列强” 地位会更加名副其实。例如中国军队战后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原来已有方案，如果实现，那就与欧洲的四大国分占德、 奥一样对日后国际格局会有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战后中国陷于内争，美国又为避免苏军进人日本而改变主意决定单独占领， 原案便未实现。
──战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带来了日本的宪政民主，还是很值得的笔者近年在台湾查阅档案时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一谈，这里不便展开，仅简述我的观点：其实入越受降前，重庆政府的情报已经表明越南存在着多个反日派系，其中越盟最有实力，比前与他们已有联系并给予援助，还力促他们联合。重庆也知道实际控制越盟的阮爱国（胡志明）是共产党，但他其实与中国国民党也有历史渊源。重庆政府当时对法国印象恶劣（不仅对维希政府，对“自由法国” 评价也很差，其原因与法国战前迟迟不履行交还广州湾的承诺等殖民主义态度有关)， 支持越南战后独立的动机明确，因此权衡利弊，还是决定暗中阻碍法国势力重返，因而对与中国宣布入越受降几乎同时宣布成立的越盟政府实际上乐见其成。
──又是一段被隐藏的历史但是中国当局对越盟政府扩大实力包括武装几乎不加约束，却严格禁止法国军事力量在受降期间进人中国受降区，就连按协议与其他盟国代表共同参加受降仪式的法国将军也不允许有武装。这与16度线以南英国的受降方式完全相反。在那里法国军队几乎是随同英国受降军一道重返，越盟因而没法立足。而在北越，中国军队抵制急于重返的法军直到受降结束的最后一刻，甚至在海防港与企图登陆的法军舰队打了一仗并将其击退。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后来法国与大陆及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各国中最糟。大陆易手时国民党败军退入越南后受尽法国虐待，后来法国在西方列强中首先抛弃台湾与新中国互派大使，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
──法国与台湾的渊源，或者说是与国民党的渊源我们看到二战后十年内所有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国内的共产党有的（如中国、南斯拉夫）原已颇有基础，有的（如匈牙利、朝鲜）几乎完全是随外军进人，但外军的支持都起了很大作用，而那些共产党武装原来基础不亚于中国、南斯拉夫，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得到外军支持的国家（如希腊、法国和马来亚）后来的历史都大不一样。所谓外军一般都指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军，唯有在越南，国民党军队不是基于社会主义，而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实际支持了越盟，从而扮演了苏军在其他国家扮演的角色。
──拉长时间维度看，是否可以做出猜测：社会主义是会逐渐消亡？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否极其依赖外部力量?（或者说没有内在的生命力？）
第十二章 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
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秦晖老师此处有深意啊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感，我们可以遗憾，却并没有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做而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有理，正是当时（以及现在）国民党的宣示，才让现在的我们有更多机会去争取国土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了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并且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原来名字是如此而来直到1950年8月，在海南岛于国共之间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但他们被调走后却无人接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实际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以致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其实东沙岛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安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1925 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直到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大陆政权更迭后，东沙仍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已是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民国留下的遗产。这些遗产中，除了浮水洲、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剩下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还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是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昂山素季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送之际， 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与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 1952 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无怪乎当时缅甸总理吴努满意地告诉他的国民：“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
──缅甸总理吴努的话，五味杂陈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在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而在对日作战中牺牲远比苏联大得多的美英都不敢如此：苏联要求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
──岂有此理！这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姑且不说中东路权益本身原来就是沙俄侵华结果、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还遭到了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它卖给了日本，这样一来这些铁路本已经与苏俄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它们也是日本人而非俄国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 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光荣”，呵呵，看看乌克兰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人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 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唯一不平等条约。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和前面对照着看，能看出英美与中国在对自己人上的态度差异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足以为鉴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人。到了1952 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 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 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是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实现了这一有利于中国的决策。显然，现在看来，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讲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就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从打到斯大林，到为巩固自己地位归还国土于中国，赫鲁晓夫在核心意义上，都不应该被我们批判，而应该为我们（民众）所感激盛世才脱苏内附，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无怪乎当时特介石自豪地宜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几十年后回望，新疆归属中国，或者归属苏联，对当地民众可能都不算一件特别好的事，但于中国其它领土、其它人民而言，新疆归于中国，是大大的利好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土民族军”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的负责人率部与人疆解放军“会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这个坠机，也太巧了吧......早在 1946 年东土民族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她收缰利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一泛突厥主义一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而“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东土革命”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一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 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宗主权，要求“民族军” 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百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斯大林人坏，但战略、权谋真是令人惊叹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 “租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20 多万“苏侨”， 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 “侨民”。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1949 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尤其在伊犁、塔城、阿勒泰， 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可怕的控制力，一个省5个领事馆，真是荒唐，赤裸裸的侵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可能？事实上当1949—1950 年毛泽东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还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泽东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约必须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
直到1962年，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原“三区革命” 部分“老区”的亲苏干部民众发生骚乱，大规模越境出逃，是为“伊（犁）塔（城）事件”。事件平定以后，由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 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 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 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 20 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不能因为 1949 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事实上，这20 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件：1942 年盛世才回归，1946—1947年苏联放弃“东土”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及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力的被清除。
第十三章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乃至由运动中激进者带人的国家走向，却越来越既与“传统派”的意志对立，也与 “启蒙派”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彻底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我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 “启蒙”的复杂性的。虽然当时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 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 “小五四（1919 年5月4 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20世纪20 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
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 “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学权后的列宁又一转而变为极端地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 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 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 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等据此分析曰：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
──宣传机器的力量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并愿申而论之。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海约翰主义”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至上）正居主流，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本倾向于抵制日本对华企图，虽然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但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 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 “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一段话，就概括出了当时的情况！美国外交思想史上向有“威尔逊主义”（国际道义至上）、“汉密尔顿主义”（经济利益至上)、“杰斐逊主义”（国内自由优先而怀疑强国政策，主张孤立主义外交)、“杰克逊主义”（民粹主义和实力至上的国际干预）四大传统之说
实际上，任何国家尤其是有历史影响的大国，外交动机都是“私利〞与“公义”兼有，权重或因时而异，但纯私利与纯公义的动机至少是很罕见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是这样。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定义国家“私利”的机制：民主国家的对外“私利”接近于其国民利益，而专制国家则接近于朝廷或皇上的利益，不同意识形态的“公义”也有区别：有的乐于输出 “民主”，有的乐于输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可能乐于输出基督教， 有的则乐于输出伊斯兰教，等等。
金观涛等对此评述说：《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 “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
──“一声炮响”，基本都是宣传口在吹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贬义说法是“北洋军阀”政府)。而国人在列宁上台四五年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也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1907 年鲁迅曾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土，多引此为大诟， 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W按此说来，“个人”的概念是20 世纪初传人的，而且初时很受抵制。正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一局面。所以，后来新文化精英们常以个人解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特征和主要贡献。如胡适认为：“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 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茅盾则说：“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见’和‘个性的解放””，“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也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直到改革时代，王元化先生仍强调“‘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
可以说，“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 （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 -更准确。
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 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他们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第十四章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 一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二）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国人多以日本为学西的中介。加上文化与地理更近，留学成本更低。不仅民间这么看，官方重臣如张之洞也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造；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口于是留日大潮兴起。庚子以前， 中国留美幼童留欧学生总共只有两百人左右，而庚子以后，留学生就读日本者1905年已达8600余人，归国者也有2000余人。
而明治时期的反儒一学西虽然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却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权”，而非消除皇权。引藩权消除后皇权反倒坐大，并经其后的发展，在军部专权和北一辉的“皇道社会主义”推动下湮灭了宪政，短暂的 “大正民主〞成为小插曲，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使日本走上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造就“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之路。
如前所述，主要由留日出身的学者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极权为特色。而且，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高涨。
有学者曾指出：正是在清末民初“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 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等）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1907 年，章太炎提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 进而声称：“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
于是，在远学徂徕、近学荀韩，加上自己的心得之后，章太炎得出结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激进个人主义就这样转化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
对于杨度这种极端“反家族”的批判，礼教派代表劳乃宣反驳说：中国人的确有“但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弊病，但造成人民漠视国家的原因，首先是专制国家的漠视民权、奴役人民。不是杨度所骂的“家族主义”，而是秦以来的专制政治使人民与国家隔膜。他指出：“从三代以上”到“春秋之世”家族最为盛行，但“列国之民无不知爱其国者”。但后来“秦并天下，焚诗书以愚其民，销锋镝以弱其民，一国政权悉操诸官吏之手，而人民不得预闻”，他们怎么能真心爱国？相反， 西方各国废除了专制，“行立宪政体，人人得预闻国事，是以人人与国家休戚相关，而爱国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且究政国家关心百姓家计，更不会挑唆人民六亲不认，故“欧美之民何尝不爱其家哉”，他们既爱家，当然也爱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深明家国一体之理，知非保国无以保家”。而杨度“今乃谓民之不爱国由于专爱家，必先禁其爱家， 乃能令其爱国，亦不揣其本之论矣”。
杨度说中国的传统是“天子治官，官治家长，家长治家人”，其实“周制”可能是这样，“百代都行秦政制〞以后就不是了。暴秦推行 “分异令”，汉武实行“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北魏“废宗主立三长”，直到清干隆年间在广东江西等家族盛行地区搞 “毁祠追谱”，历代征收口算、丁庸、 力差、丁银，朝廷管制到每一个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所谓“家长治家人”只有在不妨碍这种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劳乃宜说秦制使百姓不爱国，是指人民对暴政的不满，不是说专制国家无管制。明末大儒黄宗义就以“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来谴责君主专制，杨度却似乎觉得“天下子女”离散得还不够，皇上对他们的“直接管理”还要强化？
──书生误国
第十五章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 “俄国式社会主义”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三）
而康有为活到民国以后，却不再以“三代”为然，转而夸奖“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 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人人都是奴隶的自由，并不是啥自由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革命”是继承辛亥政治革命、反对帝制复辟的激进运动。许多新文化精英对皇权专制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桎梏的抨击。章太炎与鲁迅肯定秦始皇只是体现一种“强国”情结，并不妨碍他们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及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专制。何况明确肯定秦始皇的也只是章、鲁等人，陈独秀等似无这种言论，而作为新文化精英后来又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翘楚的郭沫若还曾写过《十批判书》骂秦始皇以影射蒋介石（但毛泽东后来说他很反对此书)。
──郭沫若，又在溜须拍马我反家长权也反皇权，但我对家族可以讲自由，对“民族”却似乎不能讲自由，我不能为家族利益而嫁人，但却似乎应当为“人民利益”而嫁人，反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长包办婚姻但却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上”包办婚姻，是当时并不罕见的现象。
──秦师描述甚有理笔者认为，比所谓 “救亡压倒启蒙”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启蒙”本身。首先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明治后日本中转的变异版本。日本式自由主义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束缚下解放个性，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这种 “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一战”前即对中国有影响，“一战” 后影响更大。而原版的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影响就弱，“一战” 后受“反资本主义”潮流影响更弱。战后日本对华影响大增， 日本式自由主义以鲁迅一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礼教“启蒙”方式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 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西方激进思潮经俄国中转的变异版本一拍即合。于是：“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由民主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
──丢了风度，也丢了自由民主然而无论在东在西，“个人独立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中世纪是个“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是第一位的，为此他们曾经需要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即霍布斯与博丹的时代。到了“市民”摆脱“封建”以后，他们就开始与王权斗争、要求摆脱对“大共同体”的依附了。这就是洛克与卢梭的时代。
既然“法家学说成为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由民主西学成为两者共同的牺牲品”，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反思的问题。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全力反儒，和作为其反弹的“反西之儒〞一味斥西，都可以说是找错了“敌人”。结果是：在本土“传统”方面古儒的仁义道德很容易被毁弃，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而在外来影响方面， “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却一直是个大问题。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反思中应该要注意的。
──忍不住的关怀